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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您曾担任过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经历了文化界在改革开放中的许多历史性节点,很多人说您是当时参和文化界改革的一个代表人物.
刘再复：有人说我是文化界“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这是一个政治概念.用这种概念描述我,并不准确.我始终是个文学中人,文化中人.但我应当承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充满参和社会改革的热情,首先是清除“ ”政治毒素的热情,这种参和,在当年的历史语境下,又确实带有政治性.加上我当时已是 党员(1978年入党,1979年转正),在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时又兼任党组书记,所以有人说我是“党内改革派”,也并非恶意.
那时和所谓“保守派”(现在我不再使用这类政治语汇)的分歧主要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问题.我讲“文学主体性”,也是为了争取作家的“艺术主体”权利,即在创作中拥有充分个性自由的权利.每个作家的主体首先可区分为现实主体和艺术主体.作为现实主体,你是党员,当然会讲党性、纪律性；但作为艺术主体,你则有权利超越现实主体的限定,赢得现实主体所没有的自由,诸如见证人性、展示个性的自由.当时我在政治上从来没有怀疑过经济国有化的社会主义原则,从这一意义上说我是保守派也可以,但在文化上我却不赞成保守,即不赞成交心运动、斗私批修运动等,不赞成对作家心灵进行种种干预和限制,争取的也是心灵自由.当时我想摆脱阶级斗争时代的阴影,针对的是“理”不是“人”,所以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对立”人物.在我的心目中,“对方”好像只有不断批判我的《红旗》杂志.后来《红旗》的名字被改为《求是》,我感到特别高兴.
您在担任社科院文学所长时,为俞平伯先生庆祝生日,其实也就是为他平反.这在当时遇到什么阻力么?
刘再复：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后,我提出“学术自由、学术尊严、学术美德”的办所方针,提出这一方针,不是空话,所以我便着手筹备庆祝俞平伯先生八十五诞辰的纪念活动,借此给俞平伯先生“平反”,也给学术自由、学术尊严作证.我的这一“行为语言”,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社会科学院内没有阻力,胡绳院长过问一下,实际也支持. 任何部门都没有干预此事.俞平伯先生的纪念会于1986年1月召开,和会者四五百人,盛况空前.“平反”能得以顺利进行,说明当时的人文环境、政治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
文化界这样宽松的人文环境之后也遭遇过一些反复吧?
刘再复：是的,可惜好景不长,“平反”会后不久,很快就发生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我所倡导的“学术自由”,也被视为自由化嫌疑.运动之中,我虽然未被点名为“精神污染”,但蒙受了精神压力.我的胆魄不够,一旦有精神压力,该说的话就说不下去.例如刚刚提出“文学主体性”问题,就被视为胡风“主观论”,甚至被视为涉及国家命运的大问题,这就把我从学术话语中拉到政治话语中,而“主体性”的真问题反而无法深化下去了.文学主体性的真问题还得进入两个层面,一个是“主体间性”(也可称“主体际性”)问题；另一个是内部主体间性问题,即自我内部的本我、自我、超我关系问题以及主语三人称(你、我、他)的语际关系问题.直到今天,我还有只讲主体性、未讲主体间性的负疚感,因为讲主体性只强调了张扬自我,讲主体间性才能平衡自我和他者的权利界限,才能在理论上说明“自由”和“限定”的关系,才能避免张扬自我时变成膨胀自我而犯精神浮肿病.现代中国人普遍犯有精神浮肿病,我可能也有一份责任.
历史小说家姚雪垠先生曾严厉批评您“建立了一套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将学术之争上纲上线到政治问题,这种论争发生的背景是什么?
刘再复：姚先生开始对我也是尊重的,他曾委托一位朋友,交给我一封用毛笔写的信.信中要求我支持他在武汉即将成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可是我没有答应.因为北京已有一个当代文学研究会,而且已挂靠在文学研究所了,如果再成立一个研究会,就会形成南北对峙的两个“山寨”.我的谢绝可能让姚先生生气了.之后他在《红旗》杂志连发几篇文章“炮轰”我,认定我“反马克思主义”,这才逼得我接受《文汇月刊》记者刘绪源先生的采访,谈论了“姚雪垠现象”.当时我还没有学会“妥协”,便“以牙还牙”,挖苦姚先生的《李自成》顺从政治意识形态,把李白成、高夫人写成“高大全”英雄,违背性格真实和历史真实,导致《李白成》一卷不如一卷.从而惹得姚老非常生气,以致声言要到法院告我.
回顾那场争端,觉得双方都没有“进人问题”的冷静,过多情绪化语言.姚先生用“重炮”,固然过激,我回以“机枪”,也太不留情.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如果再面对这种争论,我当会理性地阐明“真问题”,不会再计较他者的“上纲上线”,出国之后,我已告别了“文化大革命”的心理阴影和语言方式.
很多人说您这一代人是鲁迅精神养育的,而海外的夏志清等学人更倾向张爱玲.后来您一直生活在海外,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再复：如果说我的同一代人甚至前后的两三代人受到鲁迅的深刻影响,这是事实,但就个体生命而言,说我是“鲁迅养育”的,则过于本质化即过于简单化.在最重要的青少年时代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高尔基、契诃夫对我的影响超过鲁迅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我并不是被鲁迅所养育,而是被外国文学作品所养育.不过,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我的读书范围基本上就是马克思、 、鲁迅的书,说这十年被马克思和鲁迅所养育,倒是真的.
和鲁迅相比,张爱玲的影响只限于文学层面,并未广泛地进入社会层面.只有在台湾和香港,张爱玲的影响才进入社会层面.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确实写得很好,但是到了《秧歌》、《赤地之恋》,便以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了.就文学创作整体的丰富性而言,她远不如鲁迅,更不用说思想深度了.夏志清先生重新开掘张爱玲,很有功劳,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犀利坦率,没有“精神奴役的创伤”,但他也受到冷战时期两极对峙思维方式的影响,政治倾向太强,所以抑鲁扬张,未能正视鲁迅的博大和深邃.
您在前几年和李泽厚先生一起合著了《告别革命》一书,这对您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刘再复：我们提出“告别革命”只是善意地期待,解决社会矛盾最好不要使用暴力方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一书中发现历史上的大革命即暴力革命并非发生在贫穷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上升并带来社会两极分化之后.因为在这种历史时刻,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底层的民众特别容易把愤懑转变为战火.我和李泽厚认为,面对阶级矛盾(这种矛盾永远都有)只有两种基本选择,一种是用“阶级调和”即改良、协商、妥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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