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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和文学》的出版和再版,无疑是现代中国文学思想史和学术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情,正如鲁迅为《海上述林·上卷》出版时亲拟的广告词：“足以益人,足以传世.”（1）纵观新世纪以来如过江之鲫的著述,倘若要历数若干影响深远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学术典藏之作,则必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刘再复和林岗先生合著的《罪和文学》（2）两种.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当代中国独特的学术语境下,面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带来的思考范式,现代中国文学史论的相关探究相当时期内陷入了“影响的焦虑”（3）.就在这左冲右突的学术史困顿期,《罪和文学》却开辟了一方新的空间,成为恩格斯所说的“这一个”（4）.
《罪和文学》是一本特别的书,原因有三：一是它讨论现代中国文学的核心概念——“罪”;二是它切入讨论现代中国文学的维度——“忏悔意识和灵魂”;三是它衡准现代中国文学的批评标准和旨趣——“文学和灵魂的自救”.而上述三义,在许多意义上都是令人望而却步的讨论“雷区”,或者说是“飞地”.
《罪和文学》还是一本丰富的书.全书基本上可以分为“大传统”的发论和“小道理”的纾解两部分.“大传统”从中西文化的传统差异和近现代融通为视域,阐释对现代中国文学进行“忏悔意识和灵魂维度的考察”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创新性问题,最后以《红楼梦》为个案,阐述全书的关节——中国文学的“罪”的书写实践及其意义.“小道理”着墨于对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理论史的思想史辩证讨论,辅之以具体文本的审美、趣味和文本细读分析,最后以现代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的讨论为中心,回应全书的基本理念——文学和灵魂自救的关系——文学的意义.有鉴于此,作者花了整整五章的笔墨对“罪”进行相关理论上的自洽论证（第一章至第五章）,有两章的篇幅对“罪”和中国传统文学世界做出追溯（第六、七章）,同时还另辟两章对“罪”和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性进行勾连（第八、九章）.至于第十、十一、十二章,则注重以个案（作家或文本）讨论来表明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罪”的匮乏,即过于胶着于现实、俗世层面的接入,未能进入“罪”层面的超越和追问.最后一章自然归结到对有“罪”理念贯穿下的写作的探究和呼吁.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罪和文学》更是一本充满思考趣味和智慧灵光的书.读罢全书,一言以蔽之：全书理论建构和概念阐发的文字,宏阔缜密、洞幽烛微;辩难往还和文本品酌的文字,则意趣盎然、智慧闪闪.
一、罪：文学批评的新理念
《罪和文学》最大的亮点,是试图引入“罪”这个概念来讨论现代中国文学问题.为此,这本书的香港牛津大学版的副标题便是“关于文学忏悔意识和灵魂维度的考察”.不过内地出的简体版,不知为何,该副标题却被当作“多余的话”删掉了.
事实上,此“罪”并非一般法律意义上犯罪的“罪”,也不是广泛意义上的作恶造孽之罪,用书中的话来说,而是指那基于“犹太—基督教教义”和“康德*学”而综合出来的“人类良知”（5）.因此,“罪感现象的发生,正表现了心灵对道德责任的神秘体验——良知”,“忏悔实质上是良知意义的自我审判”,其“最终结果是主体承担责任”,“使自我因承担道德责任而过着德行的生活”.“良知系统外向性的内容就是爱”,“爱如同忏悔一样,也是承担道德责任的方式”（6）.上述这些“罪”的认知,是《罪和文学》作者综括西方文化、宗教和哲学的相关思想资源,结合自己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理解和批判提出来的.要其旨,就是以“罪意识”“罪感”为关键词,生成一个“文学的超越视角”,从而为其独到的文学史、思想史言说创辟一个自洽的标准——“文学和灵魂的自救”.
在这个意义上说,被删节的副标题——“关于文学忏悔意识和灵魂维度的考察”,恰恰是《罪和文学》一书非常明确的文学史论衡的突破口.“罪”这个贯穿全书的新理念,正是两位作者精心打磨的、用以检讨现代中国文学及其批评传统的“解牛刀”.“罪”和文学的关联程度,也就是作者基于独到的文学体验和审美观察提出来的文学史书写的标准.在浩浩乎的文学史写作洪流中,这种基于文学超越视角而提出的另一种文学史写作（或者说重写）,不仅标新而且立异,为现代中国的文学观察独辟蹊径,别具一格.
就此而言,在该书看来,无“罪”书写是传统中国文学和既有现代中国大部分文学的“障”,负“罪”前驱则是未来现代中国文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现代之“光”.认“罪”或负“罪”和否,恰恰是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桥和墙”.当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书中的这个“罪”,主要指向文学书写中作家对“良知”的追问和坚守,对人类普遍*责任的担当和叩问.在作者看来,这不仅是作家的应然,也是一种本然和当然.
《罪和文学》显然不是一本纯粹追求趣味性的书,也不是没有理论构建的宏图大志的书,而更是一本重在思辨和探索文学*问题的书.这么说并非说它没有自己的理论寄托,而是说它独特的理论探索维度和言说方式——通过检讨既有中国文学的传统,正视其自身的缺陷,进而汲引西方的文学思想资源,希望兴起一种开启未来的现代中国文学的新传统.当然,作者独特的入思也透露出了它毋庸讳言的现实依托和相关的写作语境.
写作总是有感而发,《罪和文学》也是如此.该书第三章尤其讨论了苏俄时期的文学名著,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其中有一段旁逸“秀”出的文字,令人击节：
如果一场现世的革命需要一件精神的产品来作为纪念的话,《日瓦哥医生》就是俄罗斯革命最好的纪念.因为它超越了这场革命.因为它不是以文学来大声疾呼,鼓动人们认同和参和那时尚处在尾声的革命,当然也不是单纯地谴责即将过去的革命.因为它不是以文学虚构故事的形式去描绘这场现世革命的轮廓,不是去告诉正在远离革命的后世读者这场革命的真相是什么.如果要这样做,帕斯特尔纳克懂得历史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将比文学远为出色,做得更好.因为它站在文学的立场质疑这场拯救现世的革命,因此它也就在精神上拯救了这场革命.所谓文学立场的质疑,不是说质疑革命的正当性,革命作为现世的拯救自然有它的理由.文学立场的质疑是关乎良知,就像所有现世拯救有它的迷失和偏差一样,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在良知的审视面前也有它的迷失和偏差.这种迷失和偏差既是革命对人的摧毁,对人心的摧毁,也是人心邪恶和无知在革命中的泛滥.帕斯特尔纳克天才地捕捉到了这一切,这种对人类事务和人心的洞察依靠的不是知识学的立场,而是艺术家的良知和心灵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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