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忘却创伤文化精英在其后失语》：本论文主要论述了创伤文化精英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众所周知,“ ”的危害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然而,就是在这样一场民族灾难和创伤后,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在整个民族都在苦苦探究和求索时,中国的文化精英却集体性地选择忘却,留给历史以巨大遗憾.茅盾这个成长于五四的文化精英自然也在其列.
关于茅盾的失语,自然不是始自“ ”浩劫宣告结束时,早在其爆发之初,事实上已经开始了.
据韦韬、陈小曼讲,“ ”开始时,茅盾“是持认同的态度,认为 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是为反修防修,担心中国步苏联的后尘——变修,最后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因而虽然对当时社会上发生的各种怪现象如抄家、破‘四旧’,游斗‘走资派’,以至宣扬血统论,停产停课闹革命等等,一方面无法理解,另一方面希望只是暂时现象,正如历次运动中出现过的过火行为那样.”韦韬还进一步说：“持这种善良愿望的,在当时的老革命、老同志中恐怕相当普遍,即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十分不理解,却仍旧相信有 在掌舵,这种现象很快成为过去.”①对于 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行为,茅盾起初“还表示理解”,后来形势愈演愈烈才表示担忧地说：“工人不生产,干部不工作,学生不学习,这样下去,岂不要天下大乱吗?”②针对初中尚未毕业的孙女小钢的被下乡,茅盾一边说：“去工厂或者上山下乡,其实并无本质的差别,都是让青年离开学校之后先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练.这是有好处的.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人,在青年时代都经历过各种磨难,没有听说过在温室中能培养出参天大树的.不过小钢还太小,书念得太少,基础知识不够.这样的年龄正是在大人的关怀下求知识的年龄,这样的文化素质还不具备走上社会的条件”；一边“顾全大局”地自我安慰说：“我想 这个政策也是权宜之计,国家不可能花钱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却让他们去当一辈子工人农民,这太浪费了.我看这是目前工厂不招工、机关单位不进人的特殊情况下的过渡办法,它可以缓解城市失业人口暴增的问题,又能让青年学生到基层去经受锻炼,让他们了解中国的现实.不过,这主要应该是针对大学生,在目前的情况下让大学生下基层去锻炼是有好处的,给他们发热的头脑泼点冷水,使他们从前两年在社会上冲冲杀杀的狂热中清醒过来.但中学生,尤其是初中生就太小一点,当然锻炼一下也未尝不可.”③可见,在失去基本判断力和独立思考后,茅盾的思想认识水平,已经到了是非不清、胡乱涂抹的地步.
秋石曾说：“进入晚年的茅盾先生,依然保持着从年轻时代从文开始时的那种独立的清醒的思想意识.”④韦韬也说,茅盾“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使他养成了冷静、锐敏地观察社会的习惯”.⑤但事实却无法验证这样的评判,甚至结果却恰恰相反.因为面对“ ”,比之于成长于“五四”的大作家,茅盾所表现出来的盲从、差强人意,和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立思考的普通人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且看如下实例：
遇罗克,这个时年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在“ ”肇始之初就在日记中写下：“难道彭真、吴晗、邓拓等人的政治生命消失了?人说我终日忧心忡忡,以为我始终在为个人考虑,我实是忧国忧民啊.”“中国 是在干着一场极其空前、极其史无前例的事情.它把中国引入一条极其和世界不同的道路！”“几十万大学生,几百万中学生,几万万小学生在虚度光阴,更有几百万工人和几万万农民在消极怠工,中华民族的文明受到空前的浩劫！我对这样的政局失去了兴趣！”⑥
王容芬,这个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的本科生,在1966年9月24日给最高领袖 、 、共青团 写信道：“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她还在信中郑重声明自己从即日起退出共青团组织,然后喝下了准备好的四瓶敌敌畏.触发这个年轻的女学生做出思考的,是她在参加天安门“八一八” 接见红卫兵,并听取了林彪 裸的煽动讲话后,以德语为专业的她直接联想到了那个被诅咒为法西斯的希特勒的讲话录音,她认为二者间简直没有本质区别.
刘文辉,这个1957年因为给厂领导提意见而被打成“ ”的年轻人,在“ ”发动之际即写下了分送北大、清华、复旦等校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其中写道：“文化大革命 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迫害”,“当权者人人自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 暴行,镇压知识份子,焚书坑儒推行 策,比秦始皇更犹过人之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遍地饥饿赤身,穷山荒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残酷迫害,抄家捕人,惨无人道等”他还在大字报上写道：“我们要提倡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精神奴隶.”“全让 一人专制 ,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古今中外,反专制反 ,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自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陆洪恩,这个海外归来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即使在黑暗、残酷的“ ”牢狱中依然大胆批判,不愿苟全性命,临死前慷慨直言二十五分钟：“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 ’是 ,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 、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 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 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份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⑦
李九莲,这个普通的青年女工,在历经“ ”初期的造反后,在1969年的日记中开始警醒道：“ 不是按历史来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她暗喻 是“残冬的太阳”,称其“余晖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持久的；只有那些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敢大胆地说：‘他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在写给男友的信中又说：“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时时好想（像）感到 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⑧
创伤文化精英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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