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英国文化中文学、理论和批评》：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英国文化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摘 要〕理查德·霍加特通常被视为英国文化研究历史上“前理论时刻”、文学经验主义、文化主义的代表人物,一位反理论/无关理论者.然而,文章认为,霍加特的文化批评并非是反/无关理论的,而是关于何为理论、理论何为的探讨；他的文学写作激活了他的 批评,这正是文化研究的用途.文章第一部分审视了当 论,认为理论实则复制了阿诺德模式；第二部分探讨了霍加特的“理论”语言,认为他看似普通的语言满足了 批评的政治需求；最后一部分结合具体文本,分析了霍加特的语言及文学写作如何促使他伸展开来,和他者对话.
〔关键词〕理查德·霍加特；英国文化研究；文学；理论； 批评
〔中图分类号〕I1〔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2-0114-06
理论即其效果[1]（4）.姑且不论卡勒的定义是否完全准确,“理论”确实产生效果.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历史上,“理论”导致理查德·霍加特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建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按照戴维·洛奇的解释,上世纪60年代末,文化研究的理论时刻已然到来,“以无法效仿的会话式、务实的自传式风格”写作的霍加特倘若留在中心赓续自己的事业,恐怕是逆流而游,未战已败,甚至沦为中心发展的桎梏[2]（37）.因此,他的离开是明智且值得庆幸的：他得以在接下来的40年里继续自己的文学（而非理论）写作,以飨读者.
洛奇对霍加特的“激流勇退”赞誉有加,然更有批评家斥责他和威廉斯天真的“经验主义”、“表现主义”、“人文主义”和“本质主义”,主张将他们的早期作品一同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毁”抑或“誉”,众说纷纭,但在一点上批评家们并非莫衷一是：霍加特是反/无关理论的,原因有二：其一,理论和文学是秘密敌人.深受阿诺德—利维斯传统的影响,霍加特对任何形式的理论——大写或小写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或者后现代的都嗤之以鼻.其二,对读者而言,文学“可读”可“飨”而理论不然,其语言艰难晦涩,属难以参和其意义建构的“可写性”文本.这些可谓关于理论的“常识”了,然,卡勒又说,理论乃对常识的质疑,乃自我反思.因此,不妨对这些常识进行细究,以回答以下问题：在霍加特的案例中,这些“理论常识”究竟是诉说了古老的经验智慧,抑或洛奇先生先入为主了?换言之,理论和文学之间是真实的对立,还是粗暴的二分法——无所不在的结构主义思维之后果?文化研究必须借助艰难晦涩的理论语言吗?霍加特是反/无关理论的,当真?
一、 理论：复制阿诺德模式
以文化理论著称的斯图亚特·霍尔自己承认,英国文化研究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反对抽象性[3]（39）.这无疑是在向文化研究的文学传统致敬.就霍加特本人而言,他接过了阿诺德和利维斯的衣钵,注重文学及其对经验特性的专注,其作品具有英国经验主义的地域特色.然而,这恐怕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是,当 论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阿诺德模式,因此,基于霍加特对文学的遗传性热爱而声称他是反/无关理论的观点便失之偏颇.
文学的目的在于教导人们生活,传导人文价值；生活密集且具体,集中于亲密的、感官的、细节的和个人的事物,文学追求经验、感官和整体性,由是,对抽象理论的厌恶之感.在这种语境下,理论成为了和文学相对的天枰的另一端.套用索绪尔语言学的说法,差异产生意义,理论必须在和非理论的对立中才能够安身立命.在众多捍卫文学的话语中,理论被表征为文学甚至人文学科的对立面和导致危机的诱因,主要表现在：首先,理论打破了文学的边界,使得文学不再“纯粹”.文学理论专业的学生时常抱怨,自己的阅读书单上有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语言学、人类学等五花八门的理论,却唯独没有“文学作品”.其次,理论的专业化特点和人文学科的“通才”“普适”理想背道而驰,理论的有用性和文学宣称的“无利害性”也是针尖对麦芒.
然而,理论是双面的雅努斯：如果说理论是导致危机的原因,它同时亦是治愈的良药.通常认为,阿诺德为文学的辩护建立了英语专业,他的意识形态对于无法像实用领域一样宣称自己有用性的英语系而言,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这些人文学者总可以以“亲切的多面手”[4]（184）標榜自己.然而,按照维奇和格拉夫的观点,文学领域的专业化是文学学科建立之可能性条件.为了和自然科学相竞争,文学系必须规范自己的课程,要求并提供专业认证.因此,理论作为文学专业化的 ,至少和文学系同时诞生,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而当 论不但加强了文学分工,而且在自身被物化的过程中扩大了文学的市场,巩固了文学系的地位.举例而言,在美国,后现 论“丑闻”恰巧在文学的研究生教育前景最为黑暗、资金上捉襟见肘时“挺身而出”,将人文学科变成了攻击、同时捍卫所有重要原则的战斗场.同样,如约翰·吉约里所认为的,女性主义理论和种族批评对经典的质疑实则重申了经典和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这些理论强调不可言说、未被言说之事物,强调差异、“他者”、边缘和异质性,对被忽视的经验进行了重新概念化.因此,当伊格尔顿说：“尽管仍激起担心被驱逐的人文主义的敌意,理论却部分由于它的高性能性、奥秘性、和时俱进性、稀有性和新鲜感,在学术市场获得了崇高威望”[5]（206）时,他未必是在完全否定的意义上评价理论呀！
理论在寻求合法的意识形态时,往往把自己构造成反阿诺德主义.它揭穿人文学科的虚伪性：学术实践何以在带有价值偏向（批判）的同时不涉及价值观（“无利害”）?它攻击普适、无关历史的人文主义的自我神秘化.然而,在制定新的方向时,当代的理论家实则跟随了阿诺德的步伐.何以?理论在何种意义上复制了这位保守的人文主义者?我们不妨回到阿诺德的《文学和科学》,一探究竟.
《文学和科学》出版于1885年,在这篇向剑桥学生发表的演讲稿中,阿诺德回击了赫胥黎的观点：（自然）科学应取代文学成为教育的重点.首先,他在继柏拉图、康德之后对人类心灵进行了三分：知识能力（“the power of intellect and knowledge”）、审美判断能力（“sense for beauty”）和实践能力（“sense for conduct”）.然而,对整体性的希冀乃人之本性；文学而非遵守加法逻辑的科学为弥合三者之间的鸿沟提供了可能.阿诺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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