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郑永年构建中国知识体系学会讲好中国故事》：本文是一篇关于好中国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5月21日,中国和全球化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借用他人的概念和理论解释自己,结果不仅没能解释好自己,反而曲解了自己,更不用说希望借此让外在世界来了解自己了.知识分子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的知识体系,而是需要去思考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自己如何能够生产自己的知识体系.
郑永年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基础设施、铁路桥梁取得了进步,但在人才教育、知识体系,文明复兴等软实力方面还亟待探讨.目前到了系统梳理40年改革开放各领域经验得失的时候,把中国的基本问题研究透,才能把握未来的改革之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知识界和媒体怎样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大有讲究,没有一个强大而富有生命力的知识体系,只能越讲越让别人害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成就,是大家公认的世界经济奇迹.然而,我们知识界和媒体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为什么反而把人家讲反感了?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是由于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郑永年说, 我一直对中国知识界有一些苛刻的批评,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是西方思想的殖民地,依赖贩卖西方的理论解釋中国,而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这个时代的实践需要人们解释提升,从而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但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试验场时,中国的知识界进入了一个悲歌时代.之所以称为知识悲歌,即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其他事物的附庸.
因此,郑永年认为,比起GDP规模,中国亟待提升知识体系,重建文明体系.如果知识下行的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
郑永年提出,确立中国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并不是自说自话,任何知识体系必须能够和其他知识体系沟通,这意味着我们要确立能和西方沟通的中国学,这就要求中国学者抛弃很多现存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返回原点,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重新观察中国现象,在此基础上再理论化.只有这样才可以有和西方交流的平台和交流语言,才能建立中国社会科学或者中国的知识体系.
郑永年还提醒,现在中国社会多元,自然有多元的声音,但如果其他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种民粹的声音是危险的.
改革开放40年过去,政商关系、政府和市场关系、和地方关系、党政关系、政府和老百姓关系、国家和社会关系等等,这些关系到了系统梳理的阶段.这不仅有利于解释中国现象,厘清中国的基本问题,更有利于看清下一步改革发展的方向,明晰2035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将向何处去.
因此,郑永年建议,知识界应重新安静下来做功课,梳理各个领域,不必满足于、忙于说成就.同时,十八大以来,旧的政商关系正在瓦解,新的政商关系正在形成.如何建立新的政商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支撑的四大支柱的形态已经发生变化,如何调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积极性,继续成为支持改革的力量?如何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结合起来.从而调动地方改革开放的实践积极性?这类核心问题需要思考梳理.
“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改革开放的红利,主要来自思想解放,下一步涉及土地制度改革、城乡双向流动、宅基地流转等方面的改革,进一步释放新的红利,也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郑永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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