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梁启超见过光绪帝吗》：本论文可用于光绪帝论文范文参考下载，光绪帝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所谓的“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一事,根本只是“大臣建议召见”或者“皇帝拟召见”而已
对于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事件,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内地学界一向是以康梁师徒的是非为是非的.正因为康梁师徒被树立为这场政治运动中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标杆性正面人物,所以他们留下来的文字材料,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信史”,被不加辨识地广泛采信.而那些被描画成反对维新的保守派人士,诸如慈禧太后、荣禄、袁世凯等人留下的此类材料,则很少被重视.
但如此解读这段历史,明显与史实相距甚远.这主要是因为长期被我们视为正面历史人物的康梁师徒,也和那些被我们判定为反面历史人物的政客们一样,存在着蓄意伪造历史的问题.这一点,已经被茅海建、姜鸣等学者所证实,并逐渐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结论.现在,学术界比较严肃的学者对于康有为留下的诸多“第一手史料”,基本上达成了相当部分为“伪造”的共识,而对于梁启超等维新党人伪造这段历史的事实,却很少触及.
事实上,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伪造史料这一点上,作为徒弟的梁任公的功力并不逊于其老师,甚至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编造根本子虚乌有的“光绪帝召见梁启超”事件,正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党人所臆造的诸多政治谎言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爬梳“光绪帝召见梁启超”一事的原始出处,除了当事人梁启超在给朋友夏曾佑的一封私人书柬中简短提到过之外,戊戌年间和康有为一样因为给皇帝上条陈而名动一时的维新党人王照,在晚年的一次回忆也曾经提及,而且还颇有戏剧性的意味：“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是时梁氏之名,赫赫在人耳目,皆拟议必蒙异数.及召见后,仅赐六品顶戴,是仍以报馆主笔为本位,未得通籍也.传闻因梁氏不习京语,召对时口音差池,彼此不能达意,景皇（光绪）不快而罢.”
王照虽然是整个戊戌维新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但他的这段记述却不足采信,显系以讹传讹之言.这其中的硬伤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按照王照所言,光绪皇帝真的召见过梁启超,那么,一个堂堂的大国之君会因为梁启超说“粤方言”这个“小节中的小节”而改变“重用”此人的初衷吗?答案只能是绝无可能！治国并非“过家家”,光绪皇帝纵然再躁切,再昏庸,也是不会据此做出决策.
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梁启超本人对于光绪帝召见自己的记述.
在梁启超自己撰写的那本著名的《戊戌政变记》里,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这一天竟然只字未提“召见”事,只是说光绪帝“赏给举人梁启超六品衔,*译书局事务.”
纵观梁启超和乃师康有为的一生,时常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一向善于自吹自擂、自拉自唱.如果梁启超真的见到了光绪皇帝,这位下笔千言,“笔底常带感情”的宣传家会如此低调吗?
况且,对于他的这部《戊戌政变记》,甚至连作者本人后来都提示过且不可作为“信史”来看.这也即是说,作者承认此书并非完全据于事实.此亦可证明,若当年他真的见到了光绪皇帝,那么,不仅不会在这部书里的“五月十五”这一天绝口不提一字,而且必然会添油加醋、夸大其词地大书特书一番.
事实上,所谓“光绪帝召见梁启超”一事,当年仅仅只是奕劻等几个军机大臣的一个动议而已,最后并未像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一样落实成真.这一点完全可以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只言片语中看出些门道来.
譬如,梁启超在书中曾经议论说：“谨案国朝成例四品以上乃能召见,召见小臣自咸丰后四十余年未有之异数也.启超以布衣召见,尤为本朝数百年所未见,皇上之求才若渴,不拘成格如此.”
请注意,这段话绝非是梁启超在皇帝召见之后的感言,而完全是在“风闻”将有召见之事时所发的议论.梁启超这样写,分明是在有意地制造出一些烟幕弹的效果,借以诱导 读者产生错误的结论.很显然,他成功了.他甚至骗过了后世许多专门研究此段历史的部分专家,以至于今天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这样“高大上”的机构都认可了“梁启超见过光绪皇帝”这样的结论！他真不愧为是文字行内的高手.
梁启超未能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这一天见到光绪帝,最权威的史料依据应是《光绪朝东华录》.查阅这一天《东华录》的记载,仅记有“丁卯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译书局事务”一节,并未语及召见事.这一点恰恰和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本日的记载完全吻合.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所谓的“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一事,根本只是“大臣建议召见”或者“皇帝拟召见”而已！
其实,在整个戊戌变法运动过程中,光绪皇帝只召见过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而且只是见了一次而已.像杨锐的女婿苏继祖在《戊戌朝变记》中所持“见了两次”的说法,也是根本不可信的.即使是这样一次短暂的召见,也是光绪皇帝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做出的非常举动.这是由于康有为虽然是进士身份,但官位只是一个小小的“工部主事”,按照清朝的祖制,是没资格蒙皇帝召见的.光绪皇帝早就想召见康有为,但正因为这一“祖制”而被延宕许久,一直等到主要的反对召见者恭亲王奕訢去世,才得以落实.
康有为作为堂堂一介政府官员,且是进士身份,见皇帝一面都如此之难,遑论只是一个举人身份的梁启超呢?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向来是玩宣传的高手,这两人无中生有伪造历史,借以哄抬自己在一系列历史事件中的地位的事情,绝非只做了一两件！最典型的例子还有康梁师徒在流亡海外时,为了骗取善良华侨的同情,借机敛财,而改篡光绪皇帝的诏书和伪造光绪皇帝与康梁两人的合影.
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时确曾给杨锐等人先后下过两道密诏,但密诏里面根本没有提到过康有为的名字.康有为流亡到海外之后,私下里篡改了皇帝的这两个密诏,让这两个密诏变成了似乎主要是发给他的诏书！他拿着这两个被篡改过的文件,到处宣扬,煽动华侨捐钱“保大清”、“保皇上”,而华侨们捐给他的钱都成了他的私人财产.
幸运的是,历史不是他康有为一个人写的.清末新政时,杨锐的后人把秘藏的光绪皇帝发给杨锐的诏书原文拿了出来,献给国史馆,康有为篡改密诏的行为才昭彰于世！
除此之外,康梁集团还曾经PS过一张光绪皇帝和康梁两人的合照.光绪皇帝只召见过一次康有为,梁启超连皇帝的影子都没见到,又哪来的三人合影?退一步来说,即使以当时的制度来推论,光绪皇帝也是不可能和一个工部主事以及一个小小的广东举人站在一起合影的.这张伪造的照片同样说明康梁师徒的话未可全信.后人必须认清并承认,在他们的人性当中同样有着见不得人的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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