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年代记忆中近代史》：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近代史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因为距离人物和事件尚未久远,经常掺入研究者的主观好恶.再加上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冲突和党派斗争激烈,使得学术难以跳出意识形态的影响和牵制,讨论很容易就成了声嘶力竭的历史评价和批判,出现历史人物脸谱化、历史事件概念化的现象,偏离了追求历史真相复杂性的探索.假如我们相信人有复杂的多面性,认为历史事件的发生和进程有其人际关系的纠葛和偶发性的判断和抉择,就会发现,许多历史教科书陈述的历史,既是经过武断裁剪的事实,又是过度简单化的价值判断,经不起深入探究和质疑.
李天纲这本《年代记忆》,通过具体的时间段落和人物行迹,以细腻的笔触展示近代史事的细节,思考历史人物在当时的处境和言行,抽丝剥茧一般,呈现当事人如何面对事件,如何囿于传统认知的历史局限,却要理解世变日亟,做出涉及个人和国家得失的判断和抉择.在探讨过去的历史意义之时,本书也没忘记臧否近代史家如何书写历史,如何探讨文化传统和现代化的纠缠,如何评判历史人物的千秋功罪.
本书历史跨度百年,从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始于 战争前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大清帝国,终于一九二七年,即国民党利用上海的中心城市地位,建立起南京政权为止.选择从 战争之前的马礼逊说起,有两个目的：一是,破除把“ 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教条；二是,摒弃概念化的“东方主义”看法,认为传教士是基督教至上的“欧洲中心主义者”.这两个目的,都挑战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大中华地区近代史的认知框架,质疑了以下的论述方式：西方帝国主义侵华政策明确,旨在化中国为西方殖民地,而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连串的反抗斗争,最后取得反殖抗暴的胜利.
其实,以 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是长期以来的积习,以政治事件史作为历史演变的焦点和核心,强调外来的侵略导致了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忽视了明清经济社会和文化思想转变的内在层面.历史的演化和进程,不像小儿堆积木那样可以随意拼叠,不会因为突发事件就发生断裂性的崩塌,而是像长江大河延绵不断的波涛,有平缓的河段,也有急流险滩,甚至有悬崖瀑布,却都是后浪推动前浪,有历史的连续性,不是突然冒出的无源之水.探讨中国近代史,以 战争为开端,无视十六世纪以来早期全球化的世局巨变,忽略葡萄牙海商和耶稣会士东来所产生的东西文化接触,讳谈清军入关压制晚明以来开放性思维的闭锁政策,昧于潜伏在知识人中的“自改革”的历史可能性,难以解说中华帝国的衰微以至于崩溃,更不用说中国革命浴火重生的追求了.
另外,本书探讨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史事,提出不同历史视角,放在全球史多元文化的认知架构中来探究历史事件的意义,让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我们可以举书中论述《南京条约》、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这三个例子,以见中国近代史的复杂性.
分析 战后清廷签署《南京条约》的过程,作者指出,当时中外交涉的经验中,其实有一种双方可以接受而又行之已久的“澳门模式”,但是,清廷却颟顸行事,割让了香港：
“澳门模式”的核心是香山縣境内的“自治”,不是“割让”.如果战前了解清楚,谈判得当,清朝政府或许可以仿照澳门的例子,在“省城”广州划出一块“租借地”,满足英国侨民的“自治”要求.即使开辟珠江口的某个孤岛为“英国的澳门”,也不必割让主权.
好在“五口通商”是按照“澳门模式”设置的,留下了后世收回主权的法理基础：
《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处港口”,是按照“澳门模式”开端口的,清朝政府保留了城市主权.等从权力构成上来讲,中国政府在租界里保留的是“物权”（property）,外国侨民借去的是“治权”（governance）.在法律上,“物权”当然地高于“治权”.
有趣的是,到了一九八二年中英谈判香港回归问题的时候,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听从香港商界的建议,提出以“治权”换“物权”的想法,让英国继续代替中国来“管治”香港,遭到中国政府的断然拒绝.看来英国人和某些华商利益集团,是从 战争时期,就明白“澳门模式”的意义,到了二十世纪末还想要退而求其次,尽量保有既存的政治经济利益.中国政府到了二十世纪末也清楚了“割让”和“租借”的差别,不再像琦善和耆英那样敷衍了事.
更令人感到历史魅影总是阴魂不散的是,清朝内地长期动乱和物权不彰,是租界和割让地经济起飞的动力.“五口”中的上海租界,虽然一开始是以贸易通商为主,但很快就因太平天国和小刀会的动乱,涌入了成千上万的华人,以房地产代替了贸易和商业,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支柱产业.开埠以来,上海的地价飞涨,十年涨了十倍,华洋杂处也逐渐演变成华洋共治,发展出新型的社会形态.回顾百多年来沿海口岸城市的发展,若以上海和香港为例,从开埠到改革开放和香港回归之后,人口不断涌入,似乎方兴未艾,至今仍是房地产引领经济发展,则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思考的城乡结构变化问题.
至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史实,长期以来都是国人最深刻的心理创伤,咸以为英法强盗掠夺了无数国宝,并不深究同时参和打劫的共犯,有成百上千的北京居民,而且许多都是吃着皇粮的旗人.王闿运有一首当时脍炙人口的《圆明园词》,附有自注,说得非常明白：“夷人入京,遂至园宫,见陈设巨丽,相戒弗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乃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关于劫掠圆明园的资料,参和其事的英法联军关键人物也有许多回忆录面世,详细叙述了当时抢掠的情况,中文译本可见中西书局二0一0年出版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十四种.对于华人参和抢劫破坏圆明园,本书作者深有感慨：
英法联军的士兵中,本来许多是华人.等据《庚申夷氛纪略》说：英法联军“在粤招募潮勇,传言不下二万人.潮勇者,潮州之无赖游民也.又募发配在粤之遣犯,多系川、楚、登、莱之人,得数千,皆亡命之徒.又有一种名青皮者,即失业粮船水手,性素犷悍,亦相聚万余人.每战则令遣犯、青皮当先,潮勇次之,而白黑夷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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