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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23日上午9时许,一向从早上7点多钟就开始忙活的王建军主任今儿真有些奇怪,这会儿了还不见出办公室.警卫局后勤处的同志走到王主任办公室门前,随着敲门的声音一次次由重,他的心情也逐渐焦虑起来,迅速找到营房备用钥匙,匆匆打开建军主任办公室的房门,眼前的一切让他震惊了——厚厚的文件凌乱地堆撒在桌面上,熟悉的身影扭曲地瘫倒在地面上,曾经温暖的身躯已经彻底冰凉等他走了,这21年,他太累了.
一年半里,回家的时间不超过一周
北京警卫局作为牵头负责警卫工作的职能部门,肩负着确保党、来访外宾、在京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绝对安全的重要职责,任务特别繁重.警卫局办公室则承担着这些勤务的前期筹备、方案制定、警力统筹、实战指挥和后期总结等工作——最早介入、最晚撤出、全程参与,全天候24小时运转.作为办公室主任这个衔接上下、沟通内外的“枢纽”角色,王建军同志长期处在高强度、高负荷、高标准的“三高”工作状态下长期吃住在单位,全身心投入工作,连吃饭都在谈工作、接打工作电话.办公室参谋许一夫说：“每天找建军主任报文件、谈工作的人太多了,他狭小的办公室门口总是排着两三个人,络绎不绝上门谈工作的人,把他门口的脚垫都磨穿了个大窟窿,看得见下面光溜溜的水泥地面.打个比喻讲,建军主任就像一台电视机,门口排队的人都是遥控器,进去一个人就相当于按了一下遥控器,他要马上切换频道跟你研究你的工作,还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解决问题.”
从2014年春节到生命尽头的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回家的时间累计不超过一周,更多的时候是陪父母妻子孩子吃顿饭就回单位处理工作.在从警的21年里,王建军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放弃了所有休息和假期,几乎每天加班至凌晨.牺牲前一天晚上9时许,王建军在感觉身体严重不适后,仍然坚持安排次日上级部门实地踏勘活动现场的相关事宜；23时许,王建军还坚持把工作落实情况打电话向上级领导作了报告.这是王建军生前拨出的最后一个电话.
王建军走了,但他的办公桌上,还留着61份文件.其中,已办结的文件10份；日常业务、行政文件17份；近期重大安保工作专项文件34份；还有1张写满了次日工作要点的A4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25个第二天要开展的重点工作.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由于每天需要处理的事务太多,他的办公桌上从来不爱堆放文件,办结的文件就会立即撤走.这61份文件的工作量,仅是他21年来每天工作量的一部分.那没处理完的51份文件和25个工作要点,他再也干不完了等
2009年首都国庆60周年庆祝大会安保筹备时,他为了安保格局更加贴合实际情况,亲自带人用双脚丈量了活动现场的每一个点位.在此基础上,他先后十几次修改完善方案,最终提出了“以现场为主线,以周边为两翼”的工作方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压缩了安保控制范围,并在控制时间上,以分钟为单位,逐环节细化推敲,提出最优化的部署意见,方便了周边近40万群众的正常工作生活,最大限度地让渡社会资源.筹备安保工作的那两个月,他穿坏了两双皮鞋.
2015年10月底,APEC会议安保筹备工作临近白热化冲刺阶段.一天夜里11点多,刚批改完一堆文件的王建军来到指挥中心处理第二天的警力抽调问题,一通电话打完之后,王建军和值班员们说：“咱们这个岗位,容不得一丝马虎,来不得一点闪失.轮到咱值班,咱就要像钉子一样钉在这里,把每一项工作盯到最后一秒,不等到警力撤收、弹入库,绝不可大意.”警卫局办公室担负着大量勤务、业务文件的起草工作.其中,仅重大安保工作方案这一个文种每年就要撰写近200份,每份方案上万甚至几万字,涉及几十家协作单位的工作部署和联动,一个含糊不清的语言表述就可能导致安全工作的重大失误.他经常对文秘科的干部说：“方案是第一步,第一步迈好了,下面的工作才好推进,各家参战单位才好落实,安全才有保障.我不能因为个人的苦累,就耽误整个活动的进程,那不是一个办公室的同志该做的事.”
由于北京的特殊政治地位,各类安保任务十分繁重,警力调配非常紧张.指挥中心的值班参谋们经常因为警力统筹的问题急得抓耳挠腮.而王建军同志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金钥匙”,他往往从这些角度入手啃硬骨头——彻底摸清全局人员底数,搞清楚哪些力量暂时可以抽调、哪些力量确实动弹不得,最大限度精细化用警；同时,出面做别人最怕做的事,亲自给各单位打电话讨价还价地要警力；他还从措施研究上下苦功,协调任务主责部门调整工作部署,科学规划,最大限度地集约警力.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警力抽调难题,在他去世的前一天,王建军还在组织专班研究制定“全局警力抽调工作规范”.有的人跟他讲：“你下那么大力气跟人家讨价还价地抽调警力,得罪人,吃力不讨好啊！”他总是憨厚一笑：“在安全第一面前,得罪人的工作也要好好干呀！”
严以修身,
笔记本、钢笔、手表、手机是他随身四宝
记得曾经有位干部因为孩子生病,需要到医院复诊,还没等他找主任请假,就提前收到主任的信息：“记得今天孩子需要复诊,赶紧去,你的工作我已另作安排,安心看病.”王建军主任离开的那天,这名干部看着这条“珍藏”的信息失声痛哭.
在工作上,王建军是一位严师,他不会放过工作上的任何纰漏和瑕疵.办公室年均完成各类正式文稿3000余份、约1200余万字,每一篇文稿大到篇章布局,小到标点符号,他都一丝不苟地审核把关.干部在文稿中出现的问题,他总能耐心地、不厌其烦地讲解教授.严师出高徒,从2009年第一届全国青年警卫论文比赛开始,到去年的第三届,他指导的论文连续三届荣获一等奖,这在全国仅此一例.
在生活上,他是一位益友,他心里装着办公室40多位干部每人的家庭情况和具体困难,总是这个月还没过完,他下个月的台历上已经记录得密密麻麻.他所有的精力都留给了官兵家属和子女,留给自己妻儿的却是那么少.2014年冬天,他的爱人被车撞伤,鲜血把衣服都染透了,为了不影响丈夫工作,他爱人自己一瘸一拐打车去的医院.住院期间,他也都是晚上抽空去医院探望,没有请过一天假.办公室值班参谋王兰有些责备地问他：“你这样不顾家,不怕孩子埋怨吗?”他诚恳地说：“我觉得我为了儿子,应该做到言传身教,我这样做儿子能看见,能学着像我一样认认真真、执着地对待事业.他曾经对我说,‘爸爸,我发现笔记本、钢笔、手表、手机和备用电池是你随身不离的四件宝,笔和本是用来记事儿的,手表是你天天卡时间点的,手机是你每天联系工作的.’听见儿子这么说,我特别高兴.这是我能给孩子的最好的教育.”牺牲当天,王建军同志的办公桌上还静静地躺着他从不离身的“四件宝”.
熟悉他的同志都知道他只有一块国产手表,这是结婚时妻子柳柠送给他的,他一直戴在手腕上舍不得换,对他来说,这是爱情的象征,虽然回家的次数少,但是对家人的挂念要一直戴在身上.他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后座绑着儿童座椅的自行车,他骑着这辆自行车接过他当时上幼儿园的儿子王心源；时光飞逝,转眼间儿子就长到了14岁,再也坐不进后座的儿童座椅.2015年1月单位涨了工资,王建军同志高兴的让办公室的“技术通”张道晶为他推荐一款笔记本电脑,说是要送给妻子和儿子当礼物.电脑买回来后他很兴奋,迫不及待地想要拆开包装看看,但随即就被“找上门儿”来的紧急工作所“套牢”,新电脑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两个星期都没抽出空来送回家.
与物质上的俭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精神追求方面很大方,很舍得买书,涉猎广泛.他的书架上,从《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常用写作宝典》《现代美国交际口语手册》,到《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测病护理大全》都已经翻烂了.在收拾王建军的遗物时,发现在一个抽屉里堆满了近一两年用过的24个笔记本,从前用过的笔记本都按照保密规定回收销毁了,因此无法统计他这一生到底记录了多少万字的笔记.
“才见霓虹君已去,英魂长存天地间”.不一样的年代,一样的奉献；不一样的战斗,一样的忠诚.他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他的身后,是留给北京警卫事业的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勤奋工作的宝贵精神财富.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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