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乡村生活的本色冉现和重铸》：该文是关于本色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在现代文学中,乡村民间叙事存在着两种典型的写作,一是“丑化”叙事.这一类叙事大都出现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笔锋下.“丑化与20世纪西方文化价值取向密切相关,通过对乡村诸种丑行的揭露、批判,乡村人物就成为乡村文化、社会的典型载体,成为民族传统的历史寓言.于是,对丑的审视,便潜隐勾勒出一条否定之否定的民族救亡路线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叙事策略.”二是诗化叙事.
这类叙事又有多个层面,常见的有两类,第一类是沈从文式的,乡村是作家梦魂萦绕的精神家园.他们进入乡村叙事时,大都站在虚远的立场对乡村生活和乡村人物进行精神关照,其情感基点是眷恋、留连、怀念.这种叙事的文化立场仍然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立场；第二类是革命叙事.这种叙事对乡村政治的改天换地和乡村生活的改颜换貌有一种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由于作家对乡村生活的改颜换貌有超前的理想性,这种超前性写作是以革命理想主义为内质的,所以革命叙事对乡村的诗化不可避免.需要注意的是,对乡村民间无论是丑化叙事,还是诗化叙事,都没有正视乡村的现实和真正把住乡村的脉搏.在这些叙事观照下,乡村民间被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视作任由他们开垦的蛮荒之地,乡村的真实和乡村的价值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表现与尊重.
赵树理的民间叙事也是一种典型的革命叙事,但是这种革命叙事与上述两种关于民间的写作有明显的不同.差异就表现在赵树理的民间叙事恰恰真实地表现了乡村生活,对民间生活表现了起码的尊重,恰切地说,尊重民间和正视现实是赵树理民间叙事的基本的文化立场与价值觀念.在此基础上,他试图改造乡村礼俗社会,使之进入国家意识形态和现代知识分子所要求的现代化轨道.
根据民间的道德*、生存逻辑去理解民间是赵树理介入乡村民间的一个基本写作策略.建国后赵树理有很多关于创作的谈话或文章,其中一个反复提到的观点就是“作者必须参加到社会实践中去”.熟悉农村生活与乡村人物是赵树理写作的一大优势.他曾经自得地说：“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上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们开玩笑,能预先替他说出或接他的后半句话.”
由于非常熟悉农村生活和乡村人物,他的乡村叙事自然朴实,事件的发展和人物的情感完全符合乡村的*道德和生存逻辑.如《李家庄的变迁》中铁锁对革命者小常的接受同样是从农民朴素的道德意识出发的：“凡是他见过的念过书的人,对自己这种草木之人,总是跟掌柜对伙计一样,一说话就是教训,好的方面是夸奖,坏的方面是责备,从没有见过人家把自己也算成朋友.小常是第一个把自己当成朋友的人.”“他自从碰上小常,四五年来一天也没有忘记,永远以为小常是天下第一个好人”.铁锁对小常是“好人”的道德认同发展到后来的革命认同,放在特定的乡村文化环境中就显得自自然然.与赵树理相比,同样是写农民对革命者的接受,梁斌明显有“生硬进入”的痕迹,《红旗谱》中朱老忠接受革命者贾湘农是通过严运涛,在听过运涛讲述的贾湘农的工农理论后,他就兴奋地告诉运涛他找到了穷苦人的“靠山”.两位作家有这种区别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他们关于民间的价值观念的差异,而在于对民间生活了解程度的差异.肤浅地了解民间生活与乡村人物的作家,便很容易像梁斌一样不是从事物的事理逻辑出发写作,而是生硬的“套”用现存的理念.十七年文学正是在这一点上呈现出“理念”写作的倾向,现在看来,赵树理的价值之一,就是他创作中遵循的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客观上显示了对抗了这种“理念”写作的事实.
当然,这种严肃的现实主义写作态度在十七年时期日益“左”倾的写作语境中是步履维艰的.赵树理建国后的小说产量明显下降.孙犁说,赵树理解放后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这个见解是学界的共识.人们在责备赵树理时,不应该忽视赵树理日益艰难的创作环境.赵树理进入新中国的身份,是“解放区文学的方向”,解放区文学在建国后的文化地位,使赵树理的文化身份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作家.权力意识形态也给他施加压力,《登记》发表后,赵树理被调入“入部读书”,“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在这种环境下写出来的《三里湾》仍然受到了批评,主要涉及到在写“两条道路”斗争时没有附和主流——张扬农村中尖锐的阶级斗争；作品对三对青年的爱情描写被讽刺为“没有爱情的爱情描写”.赵树理对后者的申辩,就可以见出赵树理创作理念与当时流行理念的冲突：“向你们所说的这种‘没有爱情的爱情描写’,目的是想看到‘有爱情的爱情描写’.这种写法,目前我还写不了.”原因是农村尽管解放多年了,但在恋爱婚姻上还不能像城市那么开放,而且,农村青年当时根本没有时间没有条件像城市青年一样拥有花前月下的爱情.
当然,切近生活本色并不意味着小说创作的成功,这是一个常识,否则人们大可不必去创作小说而写报告文学好了.就现实主义小说来看,是否塑造出鲜活的人物形象将决定小说的审美层次.赵树理小说历来受人称道的一个方面,就是其笔下出现了一批富含乡土意蕴的农民群像.早就有人指出,赵树理的作品“像风俗画,多是日常人情世俗的描写,乡土味十足,调子轻松愉快”.这种风俗性的黄修己：《赵树理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第149页.
内容在人物形象方面有明显的展示,譬如,三仙姑的老来俏与装神弄鬼,小诸葛的迂腐与阴阳八卦,李有才的幽默机智与脍炙人口的快板等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有一个甚至多个让人难忘的乡土人物.乡土人物与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他们身上显示了极其浓郁的三晋文化神韵,从而使他的人物既具有典型性,又有个性.赵树理的小说本来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但是由于他对乡村人物既贴近民间文化又超越民间意识的描写,使他的作品兼具了传达民间诉求,表现主流意志和进行文化启蒙的多种功能.小说多重的文化功能,也使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们对他的小说莫衷一是,这是人们至今难以对赵树理的小说有一个明确的文学史定位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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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乡村生活的本色冉现和重铸为关于本色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本色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