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卢梭困境和多元主义的解决方案》：这篇卢梭困境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摘 要：“卢梭困境”内含了多元主义政体中实现理想所遇到的困难.卢梭是以牺牲个别意志为代价的方式解决了这一困境.与卢梭不同,以达尔为代表的多元主义承认多元组织的个别意志,并将其作为社会的必要条件.然而,多元主义对于“卢梭困境”的解决并没有导致的实现,反而陷入了新的困境.
关键词：多元主义；；组织；困境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1）０6－0029－06
卢梭在《政治经济学》中说：“每个社会都是由另外一些不同类型的小社会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小社会都具有它自己的利害关系和行为准则.等这些个别的社团的意志经常具有双重关系：对社团内部成员来说,它是公共意志；对大社会而言,它却是个别意志；而且,它对前者来说往往是正确的,而对后者来说则往往是错误的.”[1](p.2)卢梭很早就看到了现代多元社会必将面临着社团之间的竞争导致的无序,这种无序必然损害整个社会的公共意志.对于卢梭来说,这一困难是不可解决的二律背反,为此,他以牺牲个别意志为代价,主张公共意志具有毋庸置疑的正确性.达尔将卢梭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称为“卢梭困境”.他指出,“卢梭困境”正好把我们的注意力导向了在大规模多元主义政体中实现理想所遇到的困难[1](p.2).然而,多元主义对于“卢梭困境”的解决并没有导致的实现,反而陷入了新的困境.
一、卢梭的解决方案及局限性 卢梭是以牺牲个别意志为代价的方式解决“卢梭困境”的.在卢梭的思想中,作为共同利益的“公意”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特殊利益,是个人爱好和愿望的简单聚合,是对公意纯洁性的威胁.在公意和众意冲突之时,个人利益必须让位于公共利益.全部政治学的问题便是在个别意志和公意间建立起一种适当的关系.在卢梭看来,社会不是相互冲突的利益间的均衡器,派系或社团等独立组织是以牺牲大集体利益为代价的个别意志,是分裂全民意志的乱源.一旦派别间的竞争使其中的某一特殊意志如此之大以至于成为社会中占优势的个别意见,那也就是公意消失之时,这不可避免会导致无政府状态或暴政.因此,“为了很好的表达公意,最重要的就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的存在,并且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2](p.36).这样,卢梭在政体中排除了次级团体的地位.针对这一点,尼斯贝指出,卢梭仅从个人的权利要求这一角度出发谈论自由,这样做便忽视了其他实体,如家庭、宗教、地方共同体、行会和其他机构的权利要求,而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具有权威的社会结构,都要求一种相当程度的自主,即一种社团自由,以履行其必要的职责[3](pp.45,46).
卢梭虽然看到了组织多元性与利益多元性之间的关系,但是他认为,组织表达和加强特殊利益将会阻止公意的表达.虽然他不致天真、乐观到相信所有的特殊利益和组织在实践中都可以被防止,但是他认为它们能够也应当被禁止[1](p.39).由此可见,卢梭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反对多元社会结构,以公意对抗特殊意志,甚至否定特殊意志和利益,排除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妥协的可能性,这实际上是取消了多元利益、差异性,因而是一种不宽容的政治.这样他不但不能实现,反而为政府里的集权铺平了道路,走向专制,以至于最终取消了.罗素在批判卢梭的“公意”概念时认为,卢梭的“公意”观念是一种鼓吹极权国家的理论.“依照卢梭的看法,实际上对总意志的表现有碍的是国家内部存在着下级社团.这些社团要各有自己的总意志,和整体社会的总意志可能抵触.等国家要禁止教会、政党、工会以及有相同经济利害的人们所组成的其它一切组织.结果显然就是个体公民毫无权力的一体国家即极权国家.”[4](p.241)卢梭似乎也看到了社会“潜在的协会”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完全禁止它们似乎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又补充了一句：“但如果有了派系存在的话,那末就必须增殖它们的数目并防止它们之间的不平等.”[2](pp.36,37)卢梭希望通过政治权力大致平等的愈多愈好的社团组织实现彼此的中和,避免社会秩序的混乱.然而可以看出,这只不过是卢梭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的选择而已.
卢梭为了获得一种纯粹的公意及个人意志而对传统群体进行了谴责,要求清除一切差异和个性,达致神圣的一致性.这一理论对法国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法国革命对独立结社发动了全面的攻击,并且通过激烈的法案禁止地方性与职业性团体,并且在1789年《人权宣言》所列的自由清单中,小心地省略了结社自由[5](p.65).这一教义尤其得到了罗伯斯庇尔的严格践行.在1791年,所有行会都被废除了,国家内不再存在任何社团,只存在每个个人的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为此,阿伦特指出,他（指罗伯斯庇尔引者注）称只要社团存在一天,“意见就不会统一”,因此无情地打击他偏要叫做“所谓民间社团”的东西,还号召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全体法兰西人民伟大的民间社会”来反对它们[6](pp.225,226).卢梭的公意造成了一种“公意政治文化”的长期存在与影响,这种文化无论从社会的维度,还是从政治的层面,都反对国家与个人之间存在任何形式的中间团体,其核心是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社会”[7](p.28).这种政治文化使得法国结社运动的发展步履蹒跚,直到1901年才在特殊政治环境的压力下,通过一项确认结社自由的法律.因此,尼斯贝认为,由于法国大革命这场社会巨变的大部分是由新宣布的个人权利和革命国家的权利对中间社会的种种攻击所构成的,因而其结果必然使得社群这一基本社会单位被摧毁,其历史权利也成了问题.
二、多元主义的解决方案 如卢梭一样,在近代,由于受绝对主义主权观的影响以及对无序状态的恐惧,大多数理论家都否认多样团体的存在,多样性一直被认为是不和与混乱的根源.可以说,直到18世纪下半叶之前,人们一直坚信,分裂的、多样化的团体是不适合政体生存的不祥物.只是随着19世纪政党及各种团体的发展,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多元主义的共识或多元的歧见不但适合而且有利于良好的政体：“在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即在多元主义的社会和历史观中,异见、反对派、政治争论和竞争等概念,都获得了正面价值和作用.”[8](p.104)
尽管如此,多元主义仍然在绝对主义主权观笼罩的夹缝中生存了下来.孟德斯鸠就极其强调政治体制中多元性权威的价值,他在反对18世纪仅有一个最终的政治权威的主权概念中形成了他的政治多元主义.他认为,封建主义自由的源泉来自于高贵的地位、君主与臣民之间的空间以及君主和臣民双方的自治；与此相类似,制下的自由也需要国家与公民间的“中间社团”.但是,孟德斯鸠最终实际是将这些社团纳入了宪政的制度框架内,从而取消了其独立性.此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麦迪逊以一种贬义的口吻论述党争问题时也间接涉及了这一问题,其中包含了这样的思想：在大型共和国内,数量繁多的党争有利于促进共同利益,自由的共和国不仅有赖于政体形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还有赖于多元主义社会的生成.对麦迪逊来说,党争虽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之一,但不可消除,否则要么就是消除其存在所必不可少的自由,要么就是给予每个公民同样的主张、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利益[9](p.46),压制社会必不可少的多样性与冲突.这两种方法对麦迪逊来说都是愚蠢的.同时,由于多元利益存在的共和政体能更好地防止一个党派在数量上超过其他党派并压迫他们,因此,基于这两个原因,麦迪逊对派别持乐观态度：各种互不相容的利益集团是共和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维持共和国持续运转的必要条件,因此应该把党派精神和党争带入政府必要的和日常的活动中去.科恩在谈到麦迪逊时说：“麦迪逊名作《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所持论点的核心独到之处就在于作者抓住了这一点：多种政党或利益集团,持续不断的争夺能有效地制约任一政党或利益集团滥用权力的倾向.等在健全政体中,许多不同派别之间能取得适当克制的、稳定的平衡.等固定多数能彻底破坏许多对立利益集团之间的微妙平衡,而实现根本上是由这一平衡决定的.”[10](p.76)正是在麦迪逊的这一分析中包含了后来多元主义的萌芽.戴维•赫尔德认为,麦迪逊所谓的“在经济建立在追求私欲基础上的大国中,必然会有巨大的社会差异,因而很少有机会形成一个的多数”的论点对二战后的多元主义传统有深远影响[11](p.151).这一思想尤其对达尔产生了很大影响.维尔指出,达尔所再现的“麦迪逊主义”似乎仅仅关心一种抽象的权力分立的政制学说,等但麦迪逊事实上意识到“诸多社会力量”的非常重要性,以致不能这样来讨论麦迪逊.等在他（麦迪逊）看来,权力分立必须与将全体选民打碎成许多“公民的利益集团和阶层”相联系.因此达尔是一位麦迪逊派[12](p.291).
卢梭困境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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