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权威主义基层治理》：本论文为您写主义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摘 要]权威主义基层治理的特征：一方面是集权下的强势政府,即政府有强大的执政资源和治理能力,以权力集中和结构集中来控制和平衡权力分散和结构多元；另一方面是集权下的分权,即以 化为方向的分权来适应社会多元化.但一个社会只要走向开放和市场经济,就会形成价值多元化和社会利益多元化,难以用一元化集权来取代社会多元化.因此,权威主义基层治理存在一个悖论：既要加强党政权力,提高管控和治理社会能力；又要适应市场经济多元、社会文化多元和思想多元的发展态势.所以,社会资源分散造成的权力分散进而导致的多元社会力量参和扩大要求,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用一元来取代社会多元,乃是当前基层治理现代转型所面对的挑战和内在张力.
[关键词]基层治理；权威主义；质量党建；一元治理和多元共治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6）10-0004-11
有关基层治理的研究,大都假设有一个社会自治在基层是真实存在的,或者说,自治只是个多少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这类研究大多站在为体制政策做诠释的立场上,从中央精神和地方政府的治理经验当中,获得政治素材或“经验材料”,然后得出符合预设立场的结论.和之相反的另一类讨论,则从权威主义概念出发,把基层片段的经验材料作为研究“辅料”,目的是刻画出一个权威主义治理形态的模型,然后将目标指向对国家体制权威主义性质的判断或批判上.
本文从经验材料中提供一个权威主义基层治理的基本事实,要分析的问题是：基层治理的权威主义本质没变,基层有自治,但没有自治权,当前基层治理呈现的权力集中和结构集中,由集权体制本质所规定,况且,党政权力一元化的管控社会模式,一直是基层治理的基本形态.或者说,基层有多元结构和多元社会,但没有自治结构和多元共治,原因是,执政资源和社会资源都在政府手中.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经济增长率、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权威主义模式得以存续的基本保障和前提条件.另外,不能用国家权威主义概念来解释基层治理的基本事实而忽视集权体制的地方主义逻辑,比如从多元社会到多元社会治理,其结构变化和社会分化受地方性因素的影响,亦即治理是 “地方性的”,往往出乎国家权威主义逻辑推理之外.
一、权威主义和基层治理
一般地讲,基层治理的权威主义形态,是指党政权力主导下的社会秩序形态.在过去,这个权威主义治理形态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它的主要特征是,政治包纳整个社会,权力自上而 动,人是同质性,不存在社会利益的分化,治理的逻辑是统治,社会被束缚在国家权力管制体系当中.
显然,本文所叙述的权威主义,不是指一种政治运行模式,或者说,它不是指传统专制政治或集权主义,而是指一种社会治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权威主义社会治理形态,也可以称之为全能主义①社会治理形态.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改革导致社会结构的分化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改变了传统权威主义治理基础和支持条件.今天的权威主义治理形态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即如何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多元化的社会,既能保证党政一元化权力地位,又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威社会秩序.
实际上,权威主义社会治理形态面临两个路径选择：一是积累权威,强化党政一元权力结构,即政府要有强大的执政资源和治理能力,以权力集中和结构集中来管控和平衡权力分散和结构多元,维持传统全能主义治理形态.一是要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维关系中,寻求广泛的多元治理支持力量、有效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因为,基层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要求政府作为多元治理主体的一元,它的功能和作用是维持经济社会秩序的法治架构并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它和其他社会主体或市场治理主体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和协商的共治关系.
但从基层党政权力本身的结构变化上看,其权威主义治理逻辑的连续性一直存在,治理形态也在不断创新,似乎并不能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层政府的政治和行政功能因基层政社合一体制（农村是人民公社体制,城市是单位制辅之以街居制）的基础制度支持,表现为同质性的权威主义治理形态,但在市场经济改革之后,上述功能似乎发生了颇为复杂的变化.一方面,基层政府权力整体深入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垄断资源和市场,蜕变为政权经营者[1]（P52）,运行机制公司化；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似乎弱化了,基层社会自主性有所发展和进步.对于前者,争论不多,依据在于其历经30余年的经济职能的实现方式（权力市场化）和追求GDP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导向；但对于后者,争议颇多,在于：第一,改革开放之后,在市场化改革和社会分化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组织,表达着自己的利益追求和显示着体制外社会力量的发展和成长,倪志伟（Victor Nee）和蒙津戈（David Monzingo）据此认为,国家对社会的主导和控制呈现弱化态势[2]（P9-21）.第二,和上述看法相反,比如戴慕珍和乔纳森·安戈（Jonathan Unger）认为,虽然市场经济改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基层政府的部分行政管理权和资源控制权,但并没有根除旧体制下的庇护型政治关系,甚至相反,市场经济改革政策导致这种庇护关系更加复杂和多变,基层干部通过建构和农民新的庇护型政治关系,使基层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获得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强化[3]（P17-23）[4]（P19-25）.实际上,上述争论的理论价值并不大,因为,国家依靠政治和行政手段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治理逻辑和治理方式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不能撇开国家政治和行政控制来讨论基层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强或弱,而且,也不能夸大基层政府和农民的所谓政治庇护关系——事实上这种关系（基于利益连接和体制约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确在弱化.概括地讲,基层政社合一体制的解体,并没有改变基层政府治理体制及其权威结构,这个体制及其权威结构是由国家体制决定的,而且一直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目标和方向,这也是事实.
主义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权威主义基层治理为关于主义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各种思想主义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