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失地农民的风险困境和化解机制》：关于免费失地农民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失地农民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摘 要]农地征收过程中,失地农民面临利益分配失衡、城市融入障碍和救济手段乏力的风险困境.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是保障公民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推进制度创新和化解失地农民风险的责任体.因此,政府要建立财权和事权相匹配机制、健全征地政策协商机制、健全农地征收制度创新机制和建立多元救济手段互补机制,有效规避、管控和化解“征地风险”,确保失地农民可持续性生计,实现失地农民问题“软着陆”.
[关键词]失地农民;政府责任;征地风险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5）08-0083-07
[收稿日期]2015-04-10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城乡统筹视角的重庆市失地农民潜在群体事件风险化解机制研究”（13SKN03）.
[作者简介]文晓波（1972- ）,男,四川南充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重庆文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农业经济管理研究.
近年来,农地征收为加速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和稳定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而充分的资源要素.然而,频发的失地农民群体性越级、暴力冲突等件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风险源.失地农民之所以采取此类行为,是因为他们对不能充分共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感到极端失望,对未来的生存和发展的不确定性充满了恐惧.“减少一些人的所有以便其他人可以发展——这可能是策略的,但不是正义的.”[1]（P12）“风险意识的核心不在于现在,而在于未来.” [2]（P35） 因此,要缩短农地征收的“历史性阵痛”,让为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做出重要贡献的广大农民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并实现自己的“城市梦”,各级地方政府（风险源的主要制造者）必须肩负起应负的责任,正视并防范失地农民面临的风险困境,建构起规避、管控和化解“征地风险”的有效机制,实现失地农民问题的“软着陆”.
一、失地农民面临的风险
土地是农民赖以为生的资产.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昭示着农民与土地是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地方政府凭借垄断性的征收权力不断将农村集体土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失去土地的农民一方面对未来的城市生活充满了美好憧憬,另一方面也对预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暗暗担忧.
(一)利益分配失衡风险：丧失土地增值收益
农地征收过程中利益主体的博弈能力和竞争方式（手段）很大程度上取定了利益分配的最终结果.失地农民、开发商（大资本）和地方政府是农地征收过程中的三大利益博弈主体.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是政治市场的理性经济人,也是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实际上,由于拥有强制性的、惟一的农地征收权力①,政府可以“任意”地攫取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巨大极差收益,而土地出让金也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②（见表1）.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拥有强大资本优势的开发商无疑对地方政府具有极强的诱惑力,二者在农地征收过程中的利益结盟成为自然的选择.借助于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愿望和自己的资本优势地位,开发商也获得了理想的土地增值收益.然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农地征收制度的残缺,导致失地农民利益博弈能力和利益分享的弱势地位.学界一致认为,农地产权模糊、农地征收补偿费和安置费标准过低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是失地农民利益分配失衡的主要原因.“农地的产权主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农地转为他用的增殖,是由农地产权制度——特别是农地权利的转让制度——决定的.”[3]（P108） 另外,农地征收程序不透明、失地农民群体谈判能力不足等因素也导致了失地农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缺失,加剧了失地农民群体利益博弈和利益分配话语权的弱势地位.因此,为了能在与拥有强大权力资源或资本资源的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博弈中争取更多的利益分配,失地农民只有借助于越级等非正常方式进行维权抗争.
(二)城市融入障碍风险：缺失城市市民待遇
农地征收过程是一个农民“被城市化”的过程.失地农民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面临着被市场边缘化、制度边缘化、身份边缘化和城市生活边缘化“四重风险”.
自由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农地征收行为使得农民与土地的绑定关系突然终结,擅长的种田耕地劳动技能再无用武之地,失地农民不得不另谋出路.由于很少接触或从事非农业生产职业、年龄偏大不能很快接受新的技能培训、缺乏新职业所具备的文化水平以及无法适应刚性的劳动规章制度,失地农民很难获得再就业机会,不得不被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边缘化.同时,城乡二元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使得失地农民无法充分享有与城市市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农民和市民分离的城乡隔离制度的“锁定效应”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失地农民还将在城市户籍、城镇住房、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文化教育等方面继续充当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牺牲者.另外,失地农民也面临着身份认同困境.失地农民——“无地可耕,无班可上”非农民、非市民的尴尬身份是现行征地制度的产物.失去土地意味着失去农民的身份资格,就应该成为“城市人”——市民.然而,现行“要地不要人”的征地政策尽管给予了农民城市户籍,但是却没有赋予其与城市市民同等的地位和待遇.失地农民既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农民,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市民,他们沦为城乡社会的边缘人.最后,能否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包括消费习惯和心理认同）对失地农民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大部分失地农民羡慕并憧憬成为城里人,但是他们还不习惯日常消费品支出的突然增加（不能自我生产粮食、蔬菜等食品）,也还不具备接受陌生的、流动的邻里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心理准备,因为他们千百年来形成的“生于斯死于斯”的乡土社会[4]（P319）,是一个“静止”的熟人社会.
失地农民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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