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国公益性数字文化服务合作路径探略》：这篇公益性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摘 要：发达国家在公益性数字文化服务领域已有广泛的跨机构合作基础和成熟的实践经验,相较而言,我国却一直面临服务主体合作动力不足、缺乏合作协调组织、未建立合作机制、对合作权责及风险认识不明确、现实实施困难等诸多现实困境.文章尝试从加强顶层设计出发,沿着成立区域性合作协调组织、界定合作需求、制定合作规划、搭建合作信息平台、开展和实施合作活动的思路,对我国公益性数字文化服务合作路径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公益性数字文化；合作服务；合作路径
中图分类号：G250.7；G25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6024
自20世纪末开始,国际上掀起一股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合作保存资源和服务的热潮.如加拿大魁北克图书档案馆保存遗产资料,通过数字门户向普通大众提供服务：美国伊诺克普拉特免费图书馆和港口博物馆共用设施,相互协作,通过介绍新读者至其姊妹机构,扩大用户群：英国聚宝盆项目,英国博物馆、图书馆及档案理事会共建在线数据库,其参和建设的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和图书馆超过6000家,优化了参和机构的服务,同时支持全民访问.近年来,各国也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形式各异的公益性数字文化合作服务创新实践不断涌现.如2015年5月7日,美国国会图书馆保护修复部门推出新的在线资源保存项目“保存我们的作品”,旨在和公众合作保存和分享论文、书籍、照片等私人*资料.作为美国2015年保存周的活动之一,其宣传资源共享意识,吸引公众参和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和服务的目的由此可见.
不可否认,在信息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之间不断深化合作已成为满足公众数字文化需求的必要途径,许多学者也早就意识到这一点.笔者也曾分别从用户多元化需求、服务主体资源共享、公益性数字文化服务活动自身复杂、持久及规模大、投入高的特点等方面,分析了服务主体探寻多个文化组织或机构之间合作的必要性问题.
1.公益性数字文化合作服务实践基础
在实践中,发达国家以合作规划项目、合作整合资源、共用设施等形式开展了公益性数字文化服务的合作活动,前两种合作均以项目形式展开.如“美国记忆”项目、“国家网络化文化遗产项目”等均通过跨界整合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资源,以提供服务.自2000年起,法国政府每年投入8100万法郎,由 规划实施“文化精品数字化”（JOUVE）项目,整合图书馆、档案馆、大型博物馆及文献中心的历史遗迹、考古学及建筑图片资源向公众提供服务.英国的“文化在线”项目则结合数字技术,为历史、文学、戏剧、音乐等领域提供补充资源,在2002年至2007年间和50余个组织合作,服务对象超过1500万人.日本国会图书馆1994年开始实验建设的日本“国家数字图书馆”和2002年开始建设的日本“网络档案计划”,IBM*研究所和日本民族学博物馆合作实施的著名“全球数字博物馆（GlobM DigitM Museum）计划”等均以项目形式发起合作.韩国行政自治部和江南区政府、江南有线电视联手开发了江南区“智能社区”,将文化服务和社区公共服务进行完美融合,其特色主要体现在社区文化培训和网络知识教育方面.如为中、老年群体开设的“地区信息化教室”（Regional Informmion Classroom）,讲授电脑和网络知识.
在我国,公益性数字文化服务主体还远远未达到充分合作的程度,笔者曾以文化共享工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湖南分中心的调查发现：（1）资源建设和服务的政策仅囿于宏观层面.在服务主体方面,其提出“发挥图书馆对内容资源的组织优势”,对其他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参和合作建设和服务缺乏实际的指导意义；（2）除省级图书馆外,博物馆、档案馆等其他公共文化机构基本没有参和文化共享工程资源建设和合作服务；（3）服务主体较缺乏合作意识,合作缺乏激励机制.当前在公益性数字文化合作服务实践中,我国主要有天津泰达图书馆档案馆㈣开展了合作服务,其主要形式为合作建馆；新疆北屯也已启动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三馆合一”建设项目,为我国公益性数字文化合作服务的有益尝试.然而,要顺应世界趋势,使公益性数字文化合作服务得以践行并常态化,我们仍需不懈探索和创新.
2.我国公益性数字文化服务合作的现实困境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如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隶属于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因而在合作方面一直受到管理体制的束缚.然而,其面临的困境不仅于此,如：（1）缺乏跨机构整合共享资源的理念,合作动力不足.其主要表现是：各公共文化服务主体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保障资金和资源不会流向其他服务机构,以实现自身资源和服务的特色化-及个性化.因而随着数字技术及公众需求的多元化发展,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越来越重视上下层级之间的联动,亦通过项目等形式开展合作,但对于跨机构共享和整合资源却鲜有合作的意识：（2）缺乏合作协调组织,不能够有效协调各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共同参和其中.就当前我国实施的大型公益性数字文化服务项目（如文化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来看,其服务均主要依托于各级公共图书馆进行,其领导协调组织亦为政府或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未能参和其中；（3）未建立合作机制.以文化共享工程为例,其数字资源建设方针旗帜鲜明地指出以发挥图书馆的内容资源优势,这样的政策性文件仅具备“指导性”的作用,因而无法以制度形式确保其他服务主体的参和；（4）服务主体害怕承担合作的责任和风险.由于合作可能产生的利益分配问题、责任及风险承担没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因而不愿意和其他机构实现深入合作；（5）现实实施困难.合作中涉及跨机构项目管理、经费、人员协调、利益分配等诸多复杂问题,使合作开展步履艰难.
3.我国公益性数字文化合作服务的路径设计
本研究公益性数字文化服务合作路径设计（见图1）的主旨在于,以系统论的观点,从合作的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最终到组织方式等进行整体构造,从而优化合作管理活动,实现资源和业务的规模效益.这一合作过程实现的前提是,政府是顶层设计的主体,在合作制度化建设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公益性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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