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红桥区近代会馆史事拾补》：本文是一篇关于史事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红桥区是天津历史悠久的老城区之一.天津的城市、商业、民族工业、近代教育发祥于此.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历史文化遗存十分丰富,享有“津卫摇篮”之称.
由于天津处在华北腹地水陆交通的枢纽,东西南北货物在此交流,促使从事商业贸易、加强乡谊联络、提倡互帮互助的会馆（同乡）、公所（同业）纷纷在南北运河两岸建立.据记载,红桥区历史上有济宁会馆、闽粤会馆、嶺南栈、潮帮公所、山西会馆、江西会馆、怀庆会馆、当行公所、吴楚公所等,占天津会馆过半.
关于会馆资料及研究,有《天津的各省会馆始末概述》《天津部分会馆简介》等（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根据建国后档案资料写成.而红桥区文化和旅游局编辑出版的《天津市红桥区碑石铭刻辑录及释文》（简称《辑录及释文》）一书中,根据*的会馆、公所石碑的原始文字,精心辨识、考证、阐释,为广大读者提供颇有价值的参考资料,笔者受益匪浅.在学习过程中,还翻阅有关资料,对石碑某些内容作补充考述.
一、闽粤会馆
闽粤会馆建于乾隆四年（1739年）,原址在北门西针市街（今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长征医院）.乾隆十四年（1749年）重修.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扩建[1].至1956年拆改,有217年的历史.
闽粤会馆作为天津较早的商业组织,在贸易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清政府十分重视闽粤商人,批准地方政府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和关照.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二十二日,“钦命巡按长芦等处盐院管理天津钞关税务西（长芦盐政使西宁）”贴出布告称：“闽粤商船来津贸易,历任念其远涉重洋,风涛颠险,均有宽税之条”.宽税内容：大包糖准除皮（包装）10斤,小包糖准除皮5斤；货物大包、小包以各免10斤、5斤计税；税银每百两,免银二两,“以示优恤”,今“复念该商在津贸易,洵属循良,又于税银百两再加免银二两（即免税4%）,以示格外柔远之意”；水手所带货物,税银不够一钱者,概行优免.并要求闽粤商人“据实报纳,不准稍有隐漏”；对于水手携带零星货物,“务于查验之后,方准起卸”,“倘有违犯,一经拿获,定行按律究治”[2].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月十六日,“钦命直隶分巡天津河间等处地方兵备道兼管驿务河道漕运粮饷盐法事务加 记录五次沈（道员沈长春）晓谕”称：上年二月,谕旨闽粤洋船税课,原由天津县经收,现改由直隶总督经管,派道员监收.为此告知闽粤商人,大包红糖（310斤）准去皮15斤,小包红糖（118斤）准去皮7.2斤；大包白糖（300斤）准去皮15斤,小包白糖（117斤）准去皮7.2斤[3].由知县改道员监收,且去皮量增加,反映乾隆、嘉庆时期,清政府对闽粤货物来津优惠尤甚.可见北方对闽粤商人运糖的渴望.
可是,当年闽粤商船载货来津,每次需待估值后再纳税.买卖萧条,客商来少,且货物多种,时价难于即时议定,导致估值纳税时间拖延.为此,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八月初八日,署理天津河间兵备道道员彭某告示称：据闽粤商人邱正吉等禀,闽粤商船来津,因验货、定价、收税停留时间过长,致货船回南方,不能“赴潮乘风,船伤人溺,殊堪憐悯”.现规定按三年前报定时价,这样可以“一面起货纳税,一面放船出口,免致守候”.此事经直隶省布政使（管税务）报请总督同意,命天津道按三年前时价商定纳税,其他书役官吏不得“滋弊”[4].这给闽粤商人带来了方便.
对于闽粤商船货物来津的安全问题,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三月初六日,天津府告示：据闽粤商苏万利、世德盛禀称,每年货船载糖来津,起驳时常被偷盗损失多达数千斤或数万斤,官府只给薄罚姑息了事,酿成习惯之患,应加大惩处.重申前道员陆建瀛明示称,“津郡小船偷窃客船最为恶习”.大沽进口货船在葛沽换驳之船,“如有偷糖一经查获,即将驳船充公变卖赔偿”.现在知府经请示道宪批准,再明确,如发现偷窃之驳船即封存于码头,派兵役看管,责令驳船货物或连船变价赔偿,以示惩儆.“饬会馆董事传谕各客商知照此檄”,并行文通知各驳船揽头知悉,表示“本府志在剔弊恤商,绝不姑宽”[5].清政府乾隆、嘉庆、道光历朝对闽粤会馆的闽粤商人如此看重,这在天津各会馆中实属罕见.
对于闽粤会馆内设施及财务管理,鲜有资料提及.道光九年（1829年）,一份财务管理条例,提供了一些信息：1.会馆内前后院皆建有戏台,称前台、后台.条规称,前台演一场戏500文（铜钱）香资,后台演一场戏1000文香资,如摆宴席加演戏2000文香资；2.馆内设有神殿.遇有“列神圣诞”,规定如六月二十四日（关羽生日）在前台演戏,九月二十三日“公敬圣帝”（闽粤地区祭祀辅顺将军马仁）则在后台演戏.敬神、庆贺之日,员工不得在馆内赌钱,禁止演员在馆内喝酒；3.馆内建筑有大罩棚及公所办公房多间,规定只许公务使用,不得外借.对于财务管理有：馆内各房间备有家具,不得挪用或外借,损坏由公费维修；外单位借用会馆损坏家具应赔修,不得推诿；馆内事务每年由各公所轮值经理,备有馆丁供驱使,不得延聘僧道或住持；为安全、安静起见,前台或后台演戏,对前台、后门或开或闭皆有规定[6].从以上条规看出,会馆不仅是商业活动的会议场所,也是敬神、演戏、群体集会、娱乐消遣的好地点.
二、济宁会馆
《辑录及释文》书中,对《济宁会馆助洋碑记》释文未记载立碑时间.笔者根据文中提及捐赠者姓名进行考证.
“靳总理翼青”,即靳云鹏（1877—1951）,字翼青,山东邹县人.1919年9月至1920年5月、1920年8月至1921年12月,两度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后寓居天津,并致力于办实业[7].靳云鹏捐助济宁会馆显然是其在天津寓居的时候.
“褚督办蕴山”,即褚玉璞（1887—1931）,字蕴山,山东汶上人.1926年,任直鲁联军前敌总指挥、直隶省军务督办兼省长,反对冯玉祥国民军进驻天津.1927年春,在南京下关惨败于国民军,率余部渡江北逃.11月,又被冯玉祥部大败于河南商丘.后又失徐州、济南,遂退守天津.1928年9月中旬,直鲁联军在山海关被易帜的奉军和国民革命军夹击败降,他化妆渔民出逃大连,企图东山再起.1931年被捕处死[8].褚玉璞于1926年至1928年期间有可能捐款给济宁会馆.
史事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红桥区近代会馆史事拾补为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史事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中国经典历史故事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