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藏语方言学和语言地图如何看待康方言》：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藏语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摘 要]本文介绍藏语方言学研究中的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并利用此方法对所谓的藏语“康方言”进行分析,探讨其具体语言现象,并提出在以往藏语研究中常见的“康方言”并不成立,应将其理解为“语言复合体”之见解.由于方言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除了语言本身之外,还需要考虑地理关系及历史关系,其研究不同于普通的方言研究.本文主要讨论有关“康方言”的三个问题,通过实际问题的讨论了解到,方言学研究中绘制语言地图是一种不可回避的过程,通过地图能了解到各个方言群的分布地域,并加上地理、历史等人文信息探讨方言的形成,才能得到可信的方言分类.
[关键词]藏语；方言学；康巴地区；地理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17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2-0001-13
基金项目：本文获2015年度西南民族大学国家外专重点引智项目“纳西族东巴文献中的藏语借词研究”、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S）“阐明藏文化圈的基层语言”（项目编号：16102001）、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特别研究员奖励费、以及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若手研究（B）“通过语言多样性的描写来看中国云南藏语之方言形成研究”（项目编号：25770167）资助.
作者简介：铃木博之,日本人,挪威奥斯陆大学博士后,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藏语方言研究.
一、方言学的基本思路和问题的提出
(一)方言学研究是否需要语言地图
藏语方言研究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相对来说比较发达,已有很多研究成果,如金鹏[1]、瞿霭堂[2]、江荻[3]、张济川[4]等学者的研究涉及多数方言土话,因此,似乎已搭建好藏语方言研究的基本讨论方法.但是,方言研究和方言学之间有一定的差异,不管是什么语言,一般“方言学”会意味着和地理有关的方言研究,不过上面所提到的以往研究,几乎不考虑地理环境.以往藏语方言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是描写语言学及历史语言学,离开各个方言土话的地理关系也没问题,但所谓方言学则离不开地理概念.和地理直接有关的方言研究是地理语言学,按地理来了解方言土话的发展就是地理语言学的任务.格桑居冕、格桑央京[5]（P.1-2）也指出方言学的任务可分三种：描写方言学、历史方言学、方言地理学.方言地理学就是本文所说的地理语言学,早已表明此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了解方言学的基本思路,还需从绘制地图入手.
如果要绘制藏语语言地图,可以以往研究中所描写的资料（语音、词汇）一起放在地图上.为了提高地理语言学的讨论质量,所记录的地点应当越多越好.若以范围较小的区域为研究对象的话,调查地点的数量就会更直接地关系到讨论的质量.下面将在东部藏区（甘肃甘南、四川藏区、云南藏区,大致和康区和安多的东部；即本文讨论的地理范围）的普查地点[6]和笔者的调查点分别绘制如图1和图2,并作比较.
由此可见,笔者收集的资料已超过在中国1950年代实行的普查地点.虽然这些地点的密度仍然未达到一般的地理语言学研究的标准,但和普查资料相比,肯定会得到更好的讨论结果.绘制地图另有一个意义,是不知道地名和其位置,看地图可以了解到地图表示的语言现象.以往研究仅提供地点的名称,图1是根据以下地点的经纬度而绘制：夏河拉卜楞、夏河博拉、夏河美吾、夏河阿木去乎、夏河左盖、碌曲西仓、碌曲双岔、玛曲左日盖尼玛、卓尼、迭部、迭部色绕龙哇、舟曲、若尔盖、若尔盖巴西、松潘、松潘热务沟、红原、阿坝、壤塘、炉霍、道孚、乾宁所拉、德格、甘孜、康定木雅、雅江、巴塘、木里、乡城、得荣、德钦升平、德钦奔子栏、中甸、中甸东旺、维西拉普、维西大坡岗[6].仅有地名,一般不会知道每个地方位于何处.虽然方言学研究要求一定程度的地理知识,但不可能先记好地名作为方言学研究的前提.
除了地点数的多少之外,贺登崧[7]、Moulton[8]等以往研究都主张需要提高语音描写的正确性以利于更详细的讨论.加之,铃木博之[9]强调每个资料上的语音分析尽量利用一个语音描写的框架,不得随便将基于不同的音系学理论的描写方式放在一起讨论.就此,本文的东部藏区地理语言学研究是对各地点做详细的语音描写,并以基于同一个语音描写框架等作为前提条件,以保证基础材料的客观性.
(二)“康方言”有什么问题
由于在中国藏语言研究中方言研究和方言学的差异分不清的原因,看起来有些方言学讨论方法是不正确的,因此探讨结果也不理想.传统的观点和通过方言学的角度来研究,两者之间会有差异,有些结论互相完全冲突.但实际上如果方言学研究的成果会对整个藏语语言学产生影响的话,就需要明确指出问题的所在.如在下文中将提到,传统的藏语方言研究中的“三大方言”的分类标准流传甚广,却不是很准确,因为三个“大方言”均包含着方言学上的问题,尤其是瞿霭堂[10]、Zhang [6]等整理的“康方言”这一框架,按照实际的语言情况已不能视为一个方言群.
本文已有一个前提：不存在一个“康方言”,应把它视为两个语言级“语言组”,其下面有多个方言群.两个语言级“语言组”有几个名称,下面对比一下：
“安多区康方言”包括川甘交界处的卓尼、迭部、舟曲、若尔盖铁布和巴西、九寨沟、松潘等地的所谓“农区话”.需要注意的是,西田龙雄、孙宏开[11]等把此“农区话”归为安多藏语中的下位土话组（将在下文详细讨论）.但这些地方的语言土话不可能只有一个来源,也不能把它视为一个“语言”,而是个语言组.
本文第二部分将通过绘制语言地图仔细看看实际的语言多样性.第三部分将揭示为什么不能接受“三大方言”的分类,而可以分为几个“语言”.
(三)类型学上的类似性和共同创新
考虑“康方言”的问题,需要注意三个观点：共同创新、地理关系、历史关系.
共同创新的问题在于中国的藏语言学一般承认的 “三大方言（卫藏、康、安多）”这一分类的标准.瞿霭堂、金效静[12]（P.61）三大方言所依据的语音特征整理如下：
藏语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藏语方言学和语言地图如何看待康方言为大学硕士与本科藏语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藏语常用语及简单对话方面论文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