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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曲作者是一对姐弟
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爱北京天安门》已多次出现在字里行间.这首优秀的儿童歌曲,因为歌词简洁、曲调流畅,不仅成为多年来“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的保留曲目,还在国际交流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据《北京日报》2007年12月7日刊发的文章《卡特日记披露中美建交决策经过》一文记载,1979年,在肯尼迪中心,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为 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是约200名美国儿童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听罢, 和夫人卓琳走上舞台,热情拥抱和亲吻了这些美国孩子,此举让许多美国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这样一首承载着很多中国人共有的童年记忆的歌曲,其词曲作者的名字却几乎不为人知晓,偶尔在媒体上提及,是这样介绍的：为全国少年儿童所爱唱的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作曲者是玻璃厂的一位青年女工.她懷着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刻苦学习作曲,每谱完一遍,就向工人老师傅和一些有创作经验的同志请教,不断修改,精益求精,使这首歌曲表达的儿童热爱 、向往北京的主题越来越鲜明.在工人们的帮助和鼓励下,她还谱写了《针线包是传家宝》等歌曲.
直到2009年,这首歌的词曲作者的故事才首次公开披露.据2009年5月29日《北京晚报》报道,《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词作者叫金果临,曲作者叫金月苓,他们其实是一对姐弟.他们各自的母亲是一对亲姐妹,而他们的父亲又是一对亲兄弟,因此他们之间既是堂姐弟,又是表姐弟,称得上是“亲上加亲”.实际上,弟弟金果临原本被起名叫作“金果苓”,但是幼年时被阴差阳错地登记成了现在的名字.
金月苓比金果临年长5岁.从小,他们便同住在奶奶家中,整日在一起玩耍学习,姐弟情谊十分深厚,直到少年时期才分开.金月苓清楚弟弟在美术和诗词方面的创作天赋,弟弟也深知姐姐对于音乐的热爱.但是在创作《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时,两人却没有任何彼此的交流.
写歌时他们没到过天安门
据报道,《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词创作于1969年11月29日.那一年,金果临13岁,是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学五年级学生,还没去过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最初来源于当时英语课本中的两句内容：“I love Peking,I love Tian An Men.（我爱北京,我爱天安门）.”金果临解释,“我爱”这个句式在英语中是最最简单的,他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天安门的热爱.
曲作者金月苓是在1970年出版的第三期《红小兵》上读到这首词的,在完成谱曲之前,她并没有和金果临商量过.那一年她19岁,是上海第六玻璃厂的一名普通女工.金月苓喜欢音乐,每逢下班休息在家,她便坐在饭桌前写歌.看着弄堂里玩耍的孩子,金月苓心想：“我要是写歌给他们唱就好了.”
后来,歌曲真的发表了！金月苓收到出版社寄来的两本样刊的那一天,正轮到她上夜班,她悄悄告诉身边要好的同事：“我的作品发表了.”机器隆隆,对方没有听见.于是她掏出样刊,指着自己的名字给人家看,“结果人家就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
和金果临一样,当年金月苓也不曾到过天安门,她对天安门的形象把握,来自电影院里放映的新闻纪录片中,领袖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人民群众的场景.直到1972年,国家体委编创儿童广播操,到上海征求业余音乐作者意见,听说金月苓没有到过天安门,特意邀请她到北京.那时候,《我爱北京天安门》已经在全国唱响了.
金果临则是在1982年利用出差的机会,才见缝插针得以到天安门拍了几张照片留念.
歌曲诞生三年才正式定稿
《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词并非一次定稿,在歌曲诞生的最初三年,四易其稿.
金果临最初写的歌词题目叫作《金光照的全球红》,具体内容为：“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升起金光照,金光照的全球红！”四句词采取了“顶针续麻”的技巧,这令他感到颇为得意.正式投稿时,他将最后两句改为“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题目也被更名为《我爱北京天安门》.
作品第二次发表时,编辑又对最后两句进行了细微的调整,改为“太阳就是 ,光芒万丈照前程”.据说1971年10月1日, 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这首歌曲,当时的歌词又改为“伟大领袖 ,指引我们向前进”,这便是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版本,但是已经寻找不到确凿的文字记载.
1972年,这首歌曲在诞生三年后才算正式定稿,再也没有做过任何改动.
曾经有人分别找到金月苓和金果临,提出对这首歌曲进行改编,特别是想改动原有的歌词,使其变成广告歌曲.为此姐弟俩达成了一个默契,金果临说：“这个词是我自己的词,改一个字都不行,曲是她的曲,改一个音符都不行.”金月苓说：“我们不在乎赚不赚钱,但是我们不愿意这歌被别人改编了用于商业用途.”
十年间没领过一分钱稿费
从1972年到现在,《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儿歌已传唱了近半个世纪.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开出版的歌谱中,两个作者的名字被署在了页面右下角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甚至一些书刊中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署.差不多在十年的时间里,他们没领过一分钱稿费.
1972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特刊,并且刊登了10首歌曲,其中便有这首《我爱北京天安门》.一个星期后,当年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北京“五一”游园会》专题节目中,出现了孩子们伴随着这首歌曲欢快起舞的场面.再后来,几乎每个省市都在出版或转载这首歌曲,但是他们没有收到过任何稿费,只有两本样书而已.有位老作曲家告诉金月苓：“如果当年有稿费的话,就凭这首歌,钱会多得不得了.”1980年,这首歌曲获得“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1954年至1979年）”二等奖,两人才领到一笔奖金：每人17.5元.直至两人先后加入了音著协,才陆续领取到一些稿费.
事实上,在《人民日报》刊登此歌曲后的几年,金月苓和金果临就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1977年年底,金月苓考取了 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之后,她选择进入中国唱片上海公司,成为一名普通的音乐编辑.而金果临几乎完全告别了艺术创作,他走上了一条那个时代大多数普通人大都会选择的平凡道路：进入一家民营企业工作.
当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传唱着这首28字的儿歌时,金月苓和金果临并没有因为这首歌曲所拥有的知名度而享受特殊待遇,依旧平平淡淡地过日子,用金月苓的话说,人家不知道你是谁的时候,生活会显得特别平静和普通.
（《决策探索》2017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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