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线装本甘州府志、书帕本与其他》：该文是关于帕本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甘州府志》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是甘肃省张掖地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史时期所有旧志中卷帙最为浩繁、保存资料最多、影响也最大的一部力作.该志成书后即刻印流传,至今尚有原刊本存世.
近二十年来,这部志书经过了三次整理重刊：从一九九二年起,张志纯先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将它从濒临毁灭的边缘挖掘出来,并进行了校点,一九九五年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使这部久已尘封的重要文献重见天日,使一般读者都能见到,学者们也便于搜集参考.张志纯等先生嘉惠学林,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是为第一次整理重刊.
此后,张志纯、郭兴圣、何成才几位对这部旧志又进行了注释,于二零零八年在甘肃文化出版社出了校注本. 这是第二次,是在前一次基础上的深度研究整理.
这次由甘州区政府主持其事,中华书局出版,扬州文津阁古籍印务公司印了线装本,古色古香,煌煌十二册,单看图片即知价值不菲,估计一般读者个人是请不起的,细看定价,隐约可见“三千八百元”的字样.
明代流行一种叫“书帕本”的刊印物.何谓书帕本?顾炎武曾经做过解释：“昔时入觐之官,其馈遗一书一帕而已,谓之书帕.”叶德辉讲得稍通俗一些：“明时官吏奉使出差回京,必刻一书,以一书一帕相馈赠,世即谓之书帕本.”书怎么与“帕”联在了一起呢?这帕其实是佩巾之类的物品.关于佩巾,说起来话有点长了,这里姑且略去.总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在社交场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官场送礼不可缺少的物品.人们往往以为“书帕本”既是私人礼品,便以家刻称之.但学者们的研究表明,书帕本除个别自费刻印外,大多数是公款印的,应当属于官刻.
当然,扬州印的线装本《甘州府志》并没有用象征风雅的“帕”包装,不是巾帕本是没有人怀疑的.
满州八旗入关,中原衣冠士族很不能接受,曾前赴后继,奋起抵抗过.稍微接触过初中历史课本的人都知道曾经因此而发生过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但大明王朝的腐朽不仅仅在官场上,在政治上,更可怕的是早就从文化上埋下祸根了.落后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有清一代,学风却是很好的,这也是历史常识.
众所周知,古籍整理对学者的素养和功底要求很高,时光若倒推六十年甚或三十年,一般学者是轻易不敢染指的.好在《甘州府志》这次的校注有一个阵容强大的班子,张志纯老先生自不必说,抢救整理重刊了多种地方史志,在甘肃省史志界享有盛名,博主黄岳年更是著作等身的饱学之士,有多种书话著作行世,早有“河西第一读书种子”之美誉.那么以此来推测,我们此前所没有听说过而又排名在张老和黄君之上的主校张玉林和副主校唐国增,那一定是远在他们之上了.遗憾的是,我辈蜗居甘州城西北隅,孤陋寡闻,至今仍不知这两位是何方神圣.
关于《甘州府志》,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事：该志成书后,陕甘高官纷纷作序称颂其功德,并将修志的功劳一古脑儿全归到甘州知府钟赓起的名下.如陕甘总督兼甘肃巡抚勒尔谨称：“岁戊戌,甘守钟子赓起以七载报最,鞅掌余暇,厘成新志十六卷.”甘肃布政使王廷赞说：“长兴钟君迈亭守甘泉,七易寒暑,鞅掌之暇,详诹陈迹,博考宪章,提纲举目,巨细靡遗,兹以计典卓荐,又届部限俸满,行将入觐天颜,而属稿未就,问序于予.”甘凉兵备道王曾翼也说：“钟太守迈亭,毅然以编辑为己任,乃集庠士诸老成,分诣城乡,遍加采访,近村远堡,梵院羌巢,或石镌、或木表、或笺题,苟有字迹一二行,辄授钞胥,久且成帙.”等等.这位钟姓太守当仁不让,在志书刊刻时赫然署名“钟赓起纂修”,在涉及著作权的扉页上见不到其他一个人的姓字.而事实上,只要稍加留意,读者即不难从这部志书本身发现,《甘州府志》在钟赓起之前若干年早就有纂修活动,如该志卷十《官师下》“教授”目记载：“王学潜,商州人,戊辰进士选授.乾隆十八年到任,曾修郡志未就,草创之功,甚资其力.”卷十一《人物》“国朝”目记载：“庄学和,字介南,一字小鹤,江苏长洲籍,武进人.乾隆丙辰举人,壬戌内阁中书,乙丑会魁,授刑部主事,充会典馆、律例馆纂修.等嗣陕甘两省督抚、藩臬,延理幕务,十有余年.乾隆戊戌,由酒泉院长移课甘泉,集成郡志.著有《乙芝园文钞》、《春秋制艺》、《教孝千字文》等卷.”卷十六《艺文下》收有庄学和《辑甘州志咏四十韵》,以韵文形式概述了甘州建置沿革及历史人物,也可视为其参与修志的佐证.民国时期《新修张掖县志》也说：“先是,王学潜于乾隆十八年选授甘州府学教授,莅任后以《甘镇志》遗漏殊多,创修郡志,而出笔迟滞.二十八年俸满引见,仍回原任.三十三年,所修志书终未脱稿,后数年庄学和始告成功.”而西北著名方志学家张维在撰著《陇右方志录》一书时也曾在《甘州府志》条下有所辨正：“有武进庄学和,以举人仕,至保宁知府,乾隆戊戌长甘泉书院,集成郡志.生人入传,亦违志法.而《甘志》之成,学和与有力焉.意其人绩学士也.” 凡此种种,均说明早在钟赓起任甘州知府前的乾隆十八年（1753）,就有一些有识之士致力于《甘州府志》的纂修了,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完稿,或者没有刻印流传而已；钟赓起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主持其事,使这项工程得以最后完成.这样,根据其发挥的作用和当时署名的惯例,钟姓太守最多只能署为“主修”,而不能以“纂”标榜.否则难逃利用职权掠人之美,欺世盗名之咎.
无独有偶,钟赓起任职甘州及《甘州府志》的主修恰在清代第一大贪污案——“甘肃冒赈案”发生期间.此案发生在“地瘠民贫”的甘肃,是一起地方官员以赈灾之名,沆瀣一气,共谋,肆意侵贪的大案,时间长达七年之久,牵涉总督、布政使及以下道、州、府、县官员一百一十三人,追缴赃银二百八十余万两,波及直隶、盛京、江苏、浙江、云南等地,震动全国,连乾隆皇帝也惊呼,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序言的作者陕甘总督兼甘肃巡抚勒尔谨、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均为此案主角,甘凉兵备道王曾翼和甘州知府钟赓起也榜上有名.乾隆四十六年（1781）案发后,勒尔谨被赐自尽,王廷赞被处绞刑,王曾翼被革职查抄,钟赓起“照侵盗钱粮一百两至一千两杖流律,从重改发新疆,效力赎罪”.
这些掌故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今天提及也无多大意义.因为人性中的贪欲是不会因几个书生一次又一次地揭出历史的经验教训而改移的.地藏菩萨曾经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人世历经多少劫,地狱至今人满为患,奈何！更何况,《甘州府志》虽然一印再印,装潢越来越豪华,认真读过的人有几个?至于其所谓“存史、资政、育人”的效用,可想而知是如何寥寥了.
吴浩军
甘肃酒泉人,河西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教学及西北文献整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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