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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别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就是形成不了合力,没有展现国家实力、优势,最后被赶到产业链的低端,甚至赶出市场.中国企业20世纪90年代走出去的悲剧,不能在“一带一路”重演
“一带一路”2013年提出,2014年主要是做规划,2015年则是顶层设计出台、开始实践之年.“一带一路”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空前机遇,但推进中也面临诸多风险.此间,中国企业家应当如何把握机遇,防控风险?《董事会》就此话题,和北京大学国际经济和贸易系主任王跃生教授、北京科技大学金融工程系主任刘澄教授展开讨论.
《董事会》：经历过此前的实践后,中国企业参和新阶段的“一带一路”建设,或者说进入“一带一路”第二季,你觉得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有什么对付的办法?
王跃生：整体来看,一带一路的国家相对来讲不太稳定、投资环境未必好,经济发展千差万别,所以,中国企业去这些国家发展,可能比到成熟市场的风险更大.比如前些年中国在缅甸的项目、去年希腊项目的周折、今年斯里兰卡的项目.大的环境下,有的企业可能忽略这个风险——既然国家号召,可能企业稀里糊涂就去了,没有对风险做慎重评估.
刘澄：第一位的是政治风险.其中一些国家对中国抱有戒心、敌视,一些国家政权更迭导致我们的投资打水漂.中国的高铁出海,借助了国家力量强力推,但过程跌跌撞撞.事实上,古代的丝绸之路时断时续,大部分也是由于政治原因.第二位,文化风险.实际上是文明的冲突,伊斯兰文明、基督文明跟中国文明.第三,经济风险,主要是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打水漂的比比皆是.第四,法律风险.不同国家法律各不相同.中国企业在非洲跟当地企业打官司,输掉的案例不少.一带一路国家,很多法制不健全.投资俄罗斯,很多中国企业多次遭受灭顶之灾.
我觉得,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要把控风险、统筹规划、有序展开、汇集优势、重在利益.基本原则应该是项目先导,金融支撑,政府统筹,军事后盾.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要全面出击,应该集中力量,项目向导,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形成优势产业链、优势经济带.像个体户一样出击,互相打架,可能在当地被各个击破.我主张大船带小船,形成联合舰队出海.大船,国内大公司；小船,中小企业,跟着做上下游配套.像日本综合商社到国外发展,配套企业跟着.
《董事会》：参和一带一路,有人说,国企身份可能是双刃剑.你怎么看?
王跃生：确实是双刃剑.国企走出去有长处,听命政府,好的方面说,使国家的政策得以顺利推进.坏的方面看,国企的投资,很多不是完全按经济规律办事,可能是一笔糊涂账.我在一个高规格的会议上讲到这点,有些人很不高兴.比如前些年收购中东的油田,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几家央企,出价大大高于西方石油公司.对手认为中国国企的这个收购由政府支持,有无限的资金支持,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当然,“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行为,这一点无可指责.美国对外搞的很多经济政策,也有政治上的考量.
刘澄：央企走出去,政治色彩相对浓一些.好处是,如果出了问题,国家领导人会帮着协调.“一带一路”最大的风险是政治风险,但要淡化政治风险,重在经济利益.去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大撒钱,被认为可能更多考虑了政治因素.
《董事会》：民企想要国际化经营,怎么借“一带一路”的东风?
王跃生：企业要走出去,实现国际产能合作,最好的选择、最优先的方向是“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和中国经济互补性强,地理上接近,具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广阔空间,同时具有得益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遗韵和文化认同,这些为经济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对那些希望通过海外投资并购、产能转移、扩张市场等实现进一步发展的中国企业来说,如果你不清楚往哪里走,那就往“一带一路”走.
走出去方面的政策支持以往最主要是融资,主要给国企.如果民企能借“一带一路”这个势,促进国际化,应该是个好机会.但是,走出去肯定不是盲目的,企业家要充分考量：我们能不能出去、凭什么出去、干什么、风险、成功的可能性等.想清楚了再做.整体上,中国的民企水平还不高,竞争力还不够.中国领先的民企,可以借这个机会到发达国家去,不一定是占领市场,可以做资源获取性的投资.
刘澄：民企走出去,相对国企最大的优点是不考虑政治.民企出海出于经济考虑,很少得到政治保护,但可能反倒发展得好.
《董事会》：对企业而言,需要哪些进一步的政策扶持?
王跃生：目前,中国企业缺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了解是亟需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或者民间的智库来提供智力支持,帮助企业深入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风土民情甚至是潜规则,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和当地人民和政府以及企业打好交道,避免各种商业、法律等风险.政府要帮助解决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的 、恐怖袭击等企业难以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民企,规模不大,走出去遇到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找政府.
刘澄：中国的经济总量虽然是世界第二位,但能力还不足以支撑在全球大规模的产品输出、投资.所以,有人说中国在“一带一路”盲目投资,大撒币——现在我们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几代人辛苦积攒下来的,对外投资要慎之又慎.“一带一路”的安全,有赖于中国和相关国家的沟通协调,建立国际间的一带一路投资保护协议,加强各国法律的协调.金融方面,以国家金融机构为引导,其他金融机构逐渐跟进,先为中国在当地的项目提供融资,随着中国企业在当地扎根,金融机构在当地扎根,这样更有可操作性.
《董事会》：关于中国企业参和“一带一路”,你最想和企业家说的是?
王跃生：大趋势是清晰的,企业家总体上应该对“一带一路”持积极态度.但是,在投资决策过程中,企业一定要认真、审慎、遵从市场化的投资规律和投资经验.不能一哄而上,一窝蜂.发展中国家经济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水平低下,无论在“一带一路”沿线还是其他地区,真正能够走出去的企业、真正能够对外合作的产业,一定是具有先进性、竞争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对此要有清醒认识.
刘澄：企业家不要太泛政治化.有些企业家泛政治化,尤其国企对经济的考虑不够.“一带一路”是国家政策,对企业有好处.进行具体决策时,要围绕项目本身的各种风险进行仔细评估,企业家不能头脑发热.企业走出去是对的,迈的步伐要坚实、慎重.同时,中国企业别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就是形成不了合力,没有展现国家实力、优势,最后被赶到产业链的低端,甚至赶出市场.中国企业20世纪90年代走出去的悲剧,不能在“一带一路”重演.“一带一路”是几十年上百年的工程,是持久作战,不是毕其功于一役.一定要立足长远,在当地扎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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