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商务印书馆和京师大学堂关系演变之》：本文是一篇关于京师大学堂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摘 要] 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是20世纪中华文化的双子星座.双方的关系可上溯至戊戌变法,从1898年到1913年,基本上是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双方的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远观漠视期（1898—1902）和个别接触期（1903—1913）,该时期为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以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商务印书馆 京师大学堂 北京大学 关系 晚清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2-0105-05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2月11日,比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诞生还早一年,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原是外国在华创办的报馆和书馆的排字工人,他们文化水平低,和北京大学这个最高学府扯不上关系.但是无论是商务印书馆还是北京大学,其机构名称的宣布或者说是房屋建筑的奠基实际上意义有限,只能说是堆山待龙、筑巢引凤,只有等到龙来凤栖,才赋予其真正灵魂.
此龙斯凤便是张元济和蔡元培.他们一同参和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张元济遭遇解职,蔡元培自愿离职,两人自谋出路.经过一番周折,张元济于1902年加盟商务印书馆,蔡元培于1916年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两个机构才有了馆魂校格,从此走上了开创国内一流的光明大道.追根溯源,戊戌变法才是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本质上的起点,因此论及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的历史渊源,不能不从戊戌变法说起.
1 本是同根生：戊戌变法的意外收获
戊戌变法期间,年长于蔡元培,在科举之路上也一路领先的张元济,比蔡元培更为活跃,他积极学习英语,主动接触西学,时常受命为光绪皇帝收集西书,还和友人合办通艺学堂,聘请严复前来讲学.
特别是他创办通艺学堂之举颇受朝廷关注.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正式启动戊戌变法.两天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以“国是既定,用人宜先”为由,上奏“密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图自强”.所保荐者5人：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和梁启超.对张元济的举荐意见是：“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1]光绪皇帝常令总理衙门代找新书,如黄遵宪《日本国志》等,张元济是具体执行人,有时以私藏相呈,光绪皇帝曾从藏书章中见过张元济的名字,对其留有印象.康有为是公车上书的发起者和维新变法的舆论领袖,光绪帝对其早有接见之意,只是迫于后党力阻,迟未实现.徐致靖的奏折坚定了光绪帝的决心,于是便召张元济和康有为同日觐见.这在当时属于破格之举,因为按照清朝礼制,皇帝只召见四品以上的大臣,而张元济当时只是六品官,康有为还是尚未授职的新科进士.光绪皇帝先和康有为会谈了两个半小时,当日便赐予其总理衙门章京之职,又和张元济会谈半个小时,了解通艺学堂的办学情况及张对兴办铁路、工矿、外交、学堂等方面的建议.张元济的建议之一是“应责成大学堂认真造就各项人才”,特别是要大力培养工程和外交人才.此日的君臣会谈为决策设立京师大学堂起到了一定作用.
京师大学堂领导班子酝酿期间,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曾力主由张元济出任大学堂总办,但张元济看不惯孙家鼐疏远帝党,亲近后党,执掌官书局后,篡改其前身强学会宗旨的政治投机行为,力拒邀约.这个事实说明,张元济和北京大学的缘分比蔡元培更早.
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因为有限参和百日维新,成为其人物,而被“革职永不叙用”.他一手创办的通艺学堂难以为继,而京师大学堂作为硕果仅存的戊戌变法的遗留如期开设.通艺学堂的校产全部被登记造册,并入京师大学堂.也就是说,张元济虽然人没能到大学堂,但仍然以捐献校产的方式,为京师大学堂做出了贡献.从言论促成、校产移交这两个方面来看,张元济都应该位居京师大学堂创办人之列.可能是由于通艺学堂规模小、资产薄,几可忽略不记,后来的北京大学校史研究者主要关注由强学会、官书局、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这条发展主线,而选择性地遗忘了张元济及其创办的通艺学堂对奠基期的北京大学的贡献.
蔡元培虽没有受到明确处罚,但他对清政府失望之极,和张元济一样,也选择了离都南下.从此两个人的命运同根发芽,分展两枝,以致决定了中国两大文化事业——出版和教育的发展方向.
张元济被逐出政坛后,经李鸿章推荐,直奔上海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主持译书院,因印务关系,在和商务印书馆老板夏瑞芳打交道的过程中,欣赏夏瑞芳之精明果敢,看好出版业的前景,终于在1902年加盟商务印书馆,手创编译所,以此为津梁,打通了排字工人的小企业和知识精英的通道,将商务印书馆由印刷作坊一举扭转为现代化出版机构.他选择的是一条对官场不再恋栈,彻底走向民间、走向市场、走向出版事业的人生道路,终成一代巨擘.
蔡元培脱离清廷后,曾在家乡绍兴短暂办学,后来受到张元济的召唤,也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出任首任编译所所长,随后又在商务印书馆的资助下出国留学.在这个过程中,蔡元培勤奋著书立说,在学术上汇通中西、屡有开创,积累了安身立命的资本；在高等教育方面,他留心体验欧美学制,极力开阔视野,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卓越的教育理念.这些积累为他日后成为北京大学历史上最杰出的校长创造了优良条件.北京大学正是得益于蔡元培不遗余力地引进人才和大刀阔斧的革新,以及由革新催生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彻底改变了基因和灵魂,终于成为举国尊崇的最高学府.
应该说,戊戌变法不仅直接酝酿、催生了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创立,还为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灵魂人物的成长埋下了伏笔.它将两位潜力巨大的青年才俊逐出政坛、推向民间,却不期然地广阔了他们的天地,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扩大了他们的选择,释放了他们的天才.官场从此少了两个潦倒的政客,学界从此多了一对济世的英雄.如果不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就不会有张元济和蔡元培的事业转型,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这两艘文化航船,很可能因为缺乏天才舵手,而消失于恶浪滔天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中.后来的历史表明,正是因为张元济和蔡元培遭遇了戊戌变法的刺激,对人生方向再定位再追寻,对兴趣事业的再思考再探索,才在若干年后,一个主持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国立大学,一个主持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民办出版企业,各以兼容并包的气魄,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缔造了“商务文化”和“北大文化”,使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竞秀、声气相通,成为中国近现代新文化的摇篮和基础,成为民国时期贡献最大的两艘文化旗舰,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最有成就、最为璀璨的双子星座.如果说北京大学是戊戌变法的“遗腹子”,那么把商务印书馆比喻为戊戌变法“宫外孕”的孩子,也不是没有道理.
京师大学堂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商务印书馆和京师大学堂关系演变之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京师大学堂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京师大学堂在哪里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