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折中和融合重审明末诗学论争和学风特色》：该文是关于诗学论争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摘 要]论及明代学风,学人多有党同伐异的印象,然相关论断不免失之于苛,尤其是对明末以来学风层面的诸多转变未曾究心.具体说来有三点应当引起重视：一则,“吾党”之中本就同中有异；其次“吾党”中人对“异”有明确意识,并已然暗含了消解“异”的因素；其三,因观念分歧而引发争论之事虽然不免,其同人也会积极介入,主动调停.职是之故,明末学风一改偏狭、霸道,呈现出折中、平和的的新貌.
[关键词]明末；学风；吾党；论争；调停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1-0036-06
论及明代诗学,学人的基本意见不外乎派别林立,党同伐异,观念之争实为意气之争,如郭绍虞说：“我总觉得明人的文学批评,有一股泼辣辣的霸气.他们所持的批评姿态,是盛气凌人的,是抹杀一切的.因其如此,所以只是偏胜的主张；而因其偏胜,所以又需要劫持的力量等易言之,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们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1]（p.513）此类批评林林总总,构成了探讨明代学风的基调.相关言论并非全然偏颇之辞,明人对其时学风也多有反思,如吴应箕感慨于其时“评文而相攻击而至谩骂”[2]（p.10）.董应举亦云：“近世文士,每不相容,如何之于李,七子之于唐应德、王道思辈,互轧交讥,不遗余力,斯皆偏见独识,不睹其全,宜其所就者不远”[3] （p.237）.尽管明人在文学批评方面不无过激、偏狭之举,但相关论调仍不免太过严苛,且不乏误解、忽略之处,尤其是对明末士人的融通、调和思路未曾究心.
一、“吾党”的同和异
明代的文学团体极多,其人多好以“吾党”相互称呼,明后期结社之风甚炽,其人尤然.例如：徐允禄云：“于是吾党之游余者莫不盛知予之薄今而嗜古也”[4] （p248）；刘城云：“今年癸酉,吾党得隽者数子”[5]（p.408）；又徐世溥亦云：“万历季年,学者方厌苦拘牵法脉陋习,吾党兄弟,乃力为古学以振之,天下翕然向风焉” [6]（p3230）等相关言论甚伙.派别林立,又好标榜或凸显自己的“吾党”身份和情结,就此而论,明人确有鲜明的“党同”意识,然“党同”并不意味着“伐异”,且今人对“党”的认识也不无偏颇.
1.存“异”求“同”
同一文学团体中的成员常因主张不同而屡屡交锋,所谓“党同伐异”“同室操戈”之论皆由此而发.这一看法自然有其道理,却不无可议之处,至少它高估了或想当然地预设了文学团体内部的一致性,而忽略了本就存在的种种具体分歧.譬如七子派,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李思涯指出：“李梦阳、何景明的文集中几乎找不到关于所谓‘七子’的论述.到了后七子时,七子的人数和人员不停变动,或者‘七子’或者 ‘五子’,成为一种夸耀和自觉的身份认定.”[7]不唯如此,他们内部存在诸多差异,并时有论争.这些论争皆发生在他们结社之后,而观念上的分歧无疑早在结社前就已存在.作为一个较大的文学团体,本不能奢望所有成员的观点完全趋同,他们虽是在共同理想的感召下聚集于一处,并致力于推广某种文学新风尚,但此一“理想”（比如复古）在起初酝酿时多半较为含混,孟洋云：
壬戌举进士等当是时,关中李君献吉、济南边君廷实,以文章雄视都邑,何君往造,语合,三子乃变之古.自是操觚之士,往往趋风秦、汉矣. [6]（p4565）
三子因“语合”而聚集一处,所谓“语合”当是指共同崇尚“复古”而言,但他们当日对“复古”的探讨想必尚不太深入,复何时的古,如何复古这些日后引起巨大争议的具体问题想来尚无从顾及,否则“复古”大业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故而所谓“党”,在“同”的名义下本就（或曰必须）涵盖了或曰潜藏着多样的“异”.
明末的文学团体更是鲜明地呈现出这一特色.明末所谓“党”,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文社,“文社特指明代末年以研讨科举八股文为主的社团组织”[8],一些士子为了揣摩学习八股文而自觉结合在一起.文社活动需要“时习”,所以,其成员一般限于某一地域内,由于地域文化、学术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各地的风尚必然要存在差异.明末文社众多,其中影响最巨者为五家：以金沙周钟为代表的应社,以张溥为代表的太仓复社,以吴应箕为代表的安徽贵池匡社,以松江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几社,以艾南英为代表的江西豫章社,彼此主张各异,甚而分歧明显[8].甚而同一社内部,由于个性、兴趣等因素的差别,各人主张也并不完全一致.譬如说,陈际泰、罗万藻和艾南英同属豫章派的领袖人物,但不管是性格还是观点,他们之间都存在不小差异.一社之中,抑或诸社之间,“异”无疑普遍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彼此间的密切交流,甚而因“宗经复古”这一理想的号召共同聚拢在同一旗号之下.因此,存异以求同本就是文学团体得以形成的先决条件.
2.为“同”存“异”
文学团体形成之初,在某一宏大理念的笼罩下,相关成员能够暂时搁置争议,随着文学活动的深入开展,分歧必然会逐步浮出水面并有引发矛盾的可能,但不少文学团体内部对于此类“异”同样能够予以包容,明末尤然.其时士人在主观意识上对“异”有着明确的自觉且表示理解,他们非但不一味求同,反而充分认同“异”的价值,认为正是“异”的存在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罗万藻云：
缅念其时,古道犹存,交情质切,连床讲艺,分座说书,毫不苟为雷同,而退而相服,虽相服亦竟不相为也.故予社之胜在于能异,异故风会之司各有攸得.[9]（p.424）
文止等之所以能够认同“异”,关键在于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每个人千差万别,“异”不可避免,所谓“出材之区,不一其处；别用之道,则有乎人”,因之“文章之道,言人人殊”[10]（p.442）.“异”是必然存在的,无法抗拒这一客观事实,那么实际的做法就是认同它的存在并尽量发挥其正面价值.
文学创作,特别是时文创作,毕竟存在相同的旨趣和大致的思路,或曰有其根本性的指导思想,细节方面的“异”无法掩盖此总体方面的“同”,而若能真正贯彻这作为根本的“同”,又不必拘泥于具体的“异”,张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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