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拙作实不宜上荧屏》：本文关于拙作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1949年后,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用心经营,最有趣”的小说《围城》,在大陆一度声名湮没,直至1980年在陈梦熊以及柯灵等人的“劝说”下,钱钟书将《围城》做了一番修改,重新刊发.《围城》的这次“出土”,又一次引发了阅读的热潮,直至今日,小说几乎年年再版.
八十年代末,孙雄飞和黄蜀芹多次与钱钟书沟通,希望他同意把《围城》改编为电视剧,而钱钟书以“拙作不宜上荧屏”为由多次拒绝,此外并不再做解释.然而,为柯灵热情的“推荐信”所“打动”,钱钟书还是同意了授权拍摄.当编导们向钱钟书征询剧本的改编意见和要求时,他说自己毫无想法,直言希望剧组能够自由发挥.
电视剧《围城》播出之后,不断有人发表评论文章,还召开了座谈会,专题讨论此剧的得失成败,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评论界普遍认为这是一次相当成功的改编,电视剧保留与呈现了原著的精髓.那么,钱钟书最初对《围城》不适合登上荧幕的判断是否准确?他为何拒绝参与改编剧本?《围城》剪辑成片后,他自言看得“津津有味”,对电视剧肯定与褒扬之声中是否也包含了一些意味深长的“弦外之音”?
不妨先来考察电视剧在诠释《围城》的主旨思想方面是否与原著一致.
一谈到《围城》的主旨,马上会联想到小说的序言：“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围城》主要是借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来探讨“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即“人性”之相关问题.其次,通过阅读小说也可以看出,小说借写方鸿渐的婚姻、工作的故事探讨了一些人生问题.可见,对人性、人生问题的思辨与讨论,就是《围城》的最重要的主旨.另外,由于《围城》中主要描写的是“知识分子”,观察与反思“知识阶层”也成为了小说复杂主旨的一个小侧面.
但是,在电视剧《围城》中,表现“人性”、关注“人生问题”的主旨被淡化了,正如编剧孙雄飞在《我们选择了艰难——谈〈围城〉的改编》中所说的：“给人们活龙活现地展示了那个年代高层次知识阶层的众生相：故作高深的浅陋,貌似聪明的愚蠢,功架十足的虚伪,一本正经的无聊,玲珑剔透的卑鄙等一个个病态社会的畸形儿如同伊甸园的亚当、夏娃,精神上赤条条地陈列了出来.小说以犀利的笔致,对各种各样丑恶社会现象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和讽刺.”
在改编《围城》时,编导对小说主旨进行了重新的“定位”,将展现“高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剖析和讽刺”社会现象作为电视剧《围城》主要表达的思想内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著的主旨思想.而电视剧也达到了既定的目的,在许多评论中,可以看到诸如“原本展现了知识分子思想”、“表现知识分子众生相”等评价.钱钟书夫妇似乎对此早有“思想准备”,杨绛在给电视剧题词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杨绛所强调的,“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就是在明确的提示观众,《围城》所写的是普通人,是普通人的人生经历.知识分子也是普通人的一种,他们的“浅陋”、“愚蠢”、“虚伪”、“无聊”、“卑鄙”也并不是知识阶层所独有的,而是人性普遍的弱点.编导将“那个年代高层次知识阶层”定义为“病态社会的畸形儿”,这不仅有悖于原著的主旨,也是一种相当狭隘的偏见.
其二,谈起《围城》的讽刺,使人印象最为深刻就是叙述者精彩的议论.
《围城》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站在“上帝”视角审视故事、观察人物的叙述者,不断道出精彩绝伦的奇思妙语,酣畅淋漓的讽刺和批评,使人拍案叫绝.
钱钟书对于文字“游戏三昧”十分痴迷,他在小说的议论性叙述方面下了大工夫.而在电视剧中,当这些有趣的文字通过旁白读出来,不仅可能会打断情节进程,也使得这些犀利的议论讽刺锋芒锐减.试想,在电视剧中一个机智幽默的“说书人”频繁的出场,不停的讽刺和唠叨,不仅会遮蔽演员的光彩,还会降低故事的艺术感染力.因此,电视剧《围城》中折减了不少机智风趣的议论性叙述.这些精彩的文字魅力也只能通过对原著的阅读和玩味才能领会.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个有关讽刺的例子,小说中有一段叙述者关于战时上海恶劣环境的议论：
这一年的上海和去年大不相同了.欧洲的局势急转直下,日本人因此在两大租界里一天天的放肆.等物价像吹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得到成仙,平地飞升.公用事业的工人一再罢工,电车和汽车只恨不能像戏院子和旅馆挂牌客满.铜圆镍币全搜刮完了,邮票有了新用处,暂作辅币,可惜人不能当信寄,否则挤车的困难可以避免.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廉耻并不廉,许多人维持它不起.发国难财和破过难产的人同时增加,各不相犯.等鼓吹“中日和平”的报纸每天发表新参加的同志名单,而这些“和奸”往往在另外的报纸上声明“不问政治”.
这是原著中一段罕见的关于时政的议论,叙述者将战争给国人带来的灾难进行了一番犀利的抨击,对于现实发出了一种近乎绝望的感叹：“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廉耻并不廉,许多人维持它不起.”电视剧的编导也注意到了这段议论性文字的现实批判意义,于是,他们改编了这段议论,把它变成了一段方鸿渐的心理活动,方鸿渐想“上海这个地方仿佛像一个魔岛,好好一个人来了,竟然变成了畜生.”这样的改编显然是编导的“创新”,无论在原著中还是其他作品中,钱钟书从未表达过对日据期的上海有这种看法与感受.因此,这一段明显与原著不符的心理描写,倒是再次印证前文中谈到的从原著到电视剧改编时主旨的偏移.小说中的战争背景作为故事背景处理,然而,在电视剧中,编剧和导演似乎有意识的在强化这种特殊时代背景的意义.电视剧《围城》中的讽刺不仅有对侵略者的批判,还扩大了外延,包含了一种强烈的时代批判的意味.
钱钟书的作品中的“忧世伤生”是以个人为出发点与归宿的,所以原著中更多的是对人性的嘲弄与挖苦,对人生无奈之处、对命运的捉弄的叹息,这种讽刺显得幽默、轻松,不失严肃的意味.即使偶有对社会乱象的讽刺,也是点到即止,不做长篇大论.而在电视剧中,一种持续性的带有政治意味的“批判”贯穿始终.这不得不说是两者在讽刺的艺术风格方面的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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