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被遗忘伪满洲国文坛》：本文是一篇关于伪满洲国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摘 要：袁犀是现实主义作家.伪满洲国时期,他发表了大量描写社会底层生活的小说,他关注底层写作的风格一直延续到1942年.1942年,由于叛徒出卖袁犀被捕入狱并经历了残酷的刑罚,不久被保释出狱.从此袁犀的文学创作焦点转向了知识青年的生活状态,他陆续创作了长篇小说《贝壳》《面纱》,并从不同角度对知识青年们的生活状态进行描写.青年们混乱的、醉生梦死的生活状态,不仅仅是社会个案,而是整个社会的真实写照——《贝壳》为沉迷于爱情幻想中的新女性们敲响了警钟,真正神圣的爱情也许只是一场春梦！即使新女性挣脱了家庭的束缚,强行和爱人结合在一起,最终也得不到她们期待的幸福生活,世俗生活会让这爱情变得暗淡无光,甚至将她们推向毁灭之路.这又回到了“娜拉出走后”的问题思考上.
关键词：伪满洲国文学 华北作家群 袁犀
一、生平
袁犀（1920.8.18—1979.5）出生于辽宁沈阳大北边门里奉行军人家庭,北京北方中学卒业,文选同人,文艺家协会会员.原名郝维廉,曾用名郝庆崧、郝子健,1947年更名李克异.笔名有玛金、李无双、马双翼、袁犀、梁稻、吴明世、郝赫等,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作品均署名李克异.1934—1936年到北平读书,1937年回到沈阳,1938年到沈阳熊岳城入农校果树园艺科学习,1939年回到北平并在傅岩的引荐下参加“平津地区远东红军情报组织”,同年冬由于哮喘病发而回到沈阳,继续从事情报工作.1941年回到北平,经梅娘丈夫柳龙光介绍进入《武德报》社编辑部整理科当科员,1942年1月被捕入狱,并遭受酷刑,7月被《武德报》社编辑部保释出狱.华北时期袁犀的小说作品主要发表在《中国文艺》《中国文学》《华北作家月报》等文艺刊物上.1945年主编杂志《粮》,1945年11月奔赴晋察冀边区参加革命.袁犀主要出版作品集有1941年10月文选刊行会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泥沼》；1943年5月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的长篇小说《贝壳》,《贝壳》获得“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赏”的“赏外佳作”奖；1944年7月华北作家协会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森林的寂寞》；1944年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的长篇小说《面纱》；1944年9月在《中国公论》上连载中篇小说的《结了冰的海》；1945年6月北平文昌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时间》；1945年大楚报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某小说家手记》；1945年编辑刊物《粮》；1953年10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通讯报告集《战斗》（和姚锦合集）；1981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出版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回声》,小说反映东北人民抗击沙俄以修西伯利亚铁路为名对我国进行侵略的史实.当他在修改准备在《收获》发表的小说第一部前两章时,不幸死于案头.此书经其夫人姚锦整理、续作；1981年6月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归心似箭——从剧本到影片》；1982年9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晚晴集——李克异作品选》；1984年十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城春草木深》（长篇小说《贝壳》和《面纱》合集）；1999年华夏出版社出版范智红编选的《袁犀代表作》；2000年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袁犀文集》；2009年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袁犀代表作·贝壳》（三本书所选内容一致）.1991年5月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李克异研究资料》.另有翻译作品：巴尔扎克的《农民》、小林多喜二的《党生活者》又名《地下党员》、《街》（和王振仁合译；1957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社）、《战斗》（和姚锦合译,1951年7月北京火星社出版）.本章节主要对袁犀新中国成立前的小说创作进行分析研究.
二、《泥沼》
袁犀17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并且文学起点很高.1937年袁犀回到伪满洲国,作为一个文学新人,他的小说《邻三人》《母和女》《十天》（1938）等发表在当时伪满洲国著名的纯文学刊物《明明》上,小说《海岸》1938年发表在伪满洲国重要文艺刊物《新青年》1月号小说特辑上,《夜》发表《新青年》2月号上.不到一年的时间袁犀的作品陆续刊登在伪满洲国具有很高声誉的文学杂志上,他很快便受到了伪满洲国文坛的关注.1941年10月沈阳文选刊行会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泥沼》,其中收录的作品有：《邻三人》《十天》《母和女》《海岸》《一只眼齐宗和他的朋友》《遥远的夜空》《泥沼》.这些收入《泥沼》的作品代表了袁犀早期小说创作的倾向.
袁犀一直倾向于现实主义文学写作,其作品中隐藏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小说集《泥沼》出版后遭到查禁和这一点密切相关.由于日伪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对文学出版物有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所以,袁犀小说中的反抗意识都写的较为含蓄、隐蔽,有时候仅仅是一笔带过,甚至给人造成一种可有可无的错觉.小说《十天》中塑造了一个被捕入狱五年刑满释放的学生形象——“我”.小说从“我”被释放的那一天开始叙述,五年来监狱非人的生活将“我”变成外形酷似“ 鬼”般的人物.小说并未交代“我”被抓进监牢的原因,只是一带而过地写道：“在几年以前的我强壮而且结实,确不是这种样子,我在大学校的篮球场上被无数的女同学钦羡过等后来,便糊里糊涂地弄到那儿一直住上五年,为什么呢,连自己到今天还不明白.”这很奇怪,小说不但没有交代“我”入狱的原因,而且对“我”身份的叙述一直非常模糊,那么读者不禁要追问“我”到底为什么会被 五年?如果要揭开谜底,那么只能从“我”出狱后的生活中,寻找蛛丝马迹的可能性.“我”虽然落魄,但有一颗悲悯的心,面对残暴恶势力对弱势群体的欺凌“我”敢于竭尽全力反抗,这些似乎都在暗示着“我”曾经的身份和经历.“我”在功夫市场看到跟“我”一样贫穷的人们“为了吃饭,在他们是不管什么廉耻的,反正在这一群中,人类所有的规律和情感是完全被否定了！”——丈夫目睹妻子卖淫的场面；父亲因无法养活襁褓中的婴儿而亲手将他杀死,等等.这一切有违道德的举动,在生存面前都变得合情合理了.生存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那么艰辛,甚至令人忘记了最初的本性,很不幸,“我”不但见证了这一切而且也成为其中一员.但“我”的良知未泯,当看到狱友老庄的妻子被人凌辱时,“我”毫不犹豫地出手相救,杀死了恶霸,出狱十天的“我”再次回到了监狱.《十天》中“我”的身份一直未得到揭秘,但从“我”出狱这十天的举动和对弱者的同情、怜悯,很容易让人猜测到“我”曾经的身份——学生激进分子,由于参加宣传反抗当局活动而被捕入狱五年.小说有意将“我”入狱的真正原因隐瞒不表,着重描写“我”出狱十天的见闻,表面看这是对现实生活的描述,但隐含在小说背后的是对日伪黑暗统治的控诉,同时,也解释了“我”五年前被捕入狱的真正原因.袁犀故意隐去人物身份的叙述方式,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是屡见不鲜的.小说《一只眼的齐宗和他的朋友》中出现了一个叫林的人,有关这个人物并没有过多的笔墨,小说只是轻描淡写地介绍林这个人话语很少,行为谨慎,林也是一个身份模糊的人.不过从林阅读的书籍中似乎可以寻找到有关他身份的蛛丝马迹,他的书目是：《静静的顿河》《三人》《母亲》《一个废物的一生》等.首先,这些书都是俄国作家作品.其次,这些书都较为激进,具有浓烈的革命色彩.以上两点很容易让读者对林的身份和政治倾向产生联想.小说结尾处明确交代,林逃走之前来向“我”告别,而逃离的原因并未明说.林的妻子刘霞也在他离开后不久被害身亡.这些小细节综合在一起,林的身份就很明显了,林极有可能是 员.特别是林的妻子刘霞的死就更令人回味了,刘霞死亡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突遭不幸?这和林有什么关系?林究竟是谁?这一切看似谜一样的问题,其实只是一层未曾捅破的窗户纸,明眼人一看便知,如果将林是 员这个答案带入小说,那么所有的疑问都迎刃而解了.《遥远的夜空》中女主人公杨和新的二哥的身份也非常模糊.二人在新的介绍下见面并没有陌生人的感觉,他们似乎早就认识了,二哥离开时对杨说“妹妹和您住在一块儿,我很放心,有时间,您多告诉她一些什么等”话说到这里二哥就离开了.显然,这句话表明了二哥和杨绝对不是第一次见面,而且二人间似乎形成了某种默契,二哥的话尽管没有说完,但杨已经心领神会了.二哥极有可能是校长口中的那个和杨一起走在街上的男人.从二哥对杨说话的口气和内容上看,他们彼此很熟悉而且有过一定的深层次交流,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小说结尾处给出了较为含蓄的答案.很快杨被不知道的原因被逮捕了：“在离开这小学校不远的校园外,从一丛高大的灌木背后走出两个人来,很快的执住了她的手臂.她立刻顿悟出,那个卑污的禽兽所说的‘高就’的含义.”二哥和杨同时消失了,新疯狂地寻找他们.一周后,新在报纸上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杨和二哥的名字共同出现在一份名单上.如此一来,二哥和杨之间的“同志”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小说即便没有正面交代二哥和杨的真实身份,但是读者也很容易猜到他们是地下党员.另外,小说《泥沼》（又名《陷》）中写了二个青年李迈伦和周成海,小说依然没有交代二人的真实身份.小说直接描写二人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李迈伦放弃了信仰,精神处于高度焦灼状态,为了转移注意力,他迷恋上了旅馆老板的儿媳妇,他用肉欲来弥补自己精神上的空虚.而和此同时,周伦海则主动前往农村务农,学会了种地,并结识了一位新朋友.有关这位新朋友的描述依然是含蓄地一笔带过,点到为止的.但小说明确交代,周成海离开大车店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跟这位新朋友更加亲近.小说结尾处交代,周成海决定参军离开这个地方.周成海的这个决定,不得不令人对周成海这位不知庐山真面目的新朋友的身份产生种种揣测.周成海为什么遇到这位新朋友后,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他和迈伦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为什么迈伦充满了颓废的忧郁色彩?李迈伦和周成海间有这样一段对话：“你忘记了在学校的时候等”然而迈伦马上截住周成海道：“我没忘记！完全是那种思想把我害成这样,那些都是空想,一点都做不到等但是那些思想却时时磨难我——什么鬼玩意儿等我什么都做不了,在这地狱里,泥沼里”,他毫无系统地讲着,“连我自己都拯救不了,我怎么能拯救别人呢等什么鬼玩意儿！可是应该怎样呢?”迈伦和周成海之间的对话,是非常隐晦的,而且具有一定的启蒙色彩.这段对话,交代了周成海和迈伦的学生身份.而且都是学校的激进分子,不能明说的“那种思想”是哪种思想,小说并没有交代清楚.但“那种思想”势必和拯救国家民族有关,和启蒙民众、反抗当局有关.显然迈伦和周成海都是受过这种启蒙思想熏陶的年轻人.但“这种思想”在实践过程中并不顺利,这直接导致了二人对未来不同的选择.毫无疑问,由于周成海遇见了新朋友,而使他自己再次找到了生活重心,并坚定不移地去实践着“那种思想”.而迈伦则由于沉溺安逸的现状而不能自拔,他非常矛盾,他既无法忘怀“那种思想”给予他的希望,他又没有勇气离开目前的生活状态,他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处于焦灼状态,最终他因神情恍惚而葬身于列车的双轨下.迈伦和周成海是时代青年的缩影,如迈伦者,或纠缠于现实和理想的泥淖中不能自拔,或沉沦或死亡；而坚持“那种思想”的周成海则继续着启蒙的艰巨使命——小说虽然没有明确交代周成海到底到哪里当兵,但从他结识的新朋友的身份看,他极有可能前往苏区,因为他们是在农场认识的,这符合 思想宣传启蒙的土壤.诚然,周成海未露面的新朋友对周成海的成长有着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小说《泥沼》真实地再现了时代青年面对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困惑和出路的问题.
伪满洲国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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