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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盛年做京官时,拜长沙府同乡、晚清理学巨擘唐鉴为师,这段为学经历对其影响很大.“理学”讲究控制私欲而让天理得到伸张,但曾国藩中年领兵和太平军作战,晚年晋位大学士、两江总督,在长期繁重而复杂的军事、民政管理工作中,能跳出理学的框框,认识到为政和自我道德修为是两件事,而不可混为一谈.
曾国荃带领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城（金陵）后,两江总督的衙门自然也搬回来.对曾国藩来说,这座东南第一大都市能否在经济、文化上尽快恢复繁荣,具有标杆和示范意义.
曾国藩早年的同乡好友、医术高手欧阳兆熊和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是同族,曾经在京城救治过他.曾国藩晚年发达后,欧阳兆熊的长孙欧阳伯元投靠曾中堂当幕僚,他记载了一件曾国藩坐镇金陵的轶事：
当时江宁府知府涂朗轩,名宗瀛,为理学名臣.方秦淮画舫恢复旧观也,涂进谒文正,力请出示禁止,谓不尔,恐将滋事.文正笑曰：“待我领略其趣味,然后禁止未晚也.”一夕公微服,邀钟山书院山长李小湖至,同泛小舟入秦淮,见画舫蔽河,笙歌盈耳,红楼走马,翠黛敛蛾,帘卷珍珠,梁饰玳瑁,文正顾而乐甚,游至达旦,饮于河干.天明入署,传涂至曰：“君言开放秦淮恐滋事端,我昨夕同李小翁游至通宵,但闻歌舞之声,初无滋扰之事,且养活细民不少,似可无容禁止矣.”涂唯唯而退.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像秦淮河画舫这类行当是满足人感官享受的娱乐业,甚至可以说是 业,和“黄赌毒”联系在一起.这个产业要维持经营,必定会有黑道人士或灰色势力参和其间.
对理学名臣涂宗瀛来说,秦淮画舫这种产业的繁荣是不符合他的价值观的.一是不利于大清朝的精神文明建设,违背理学的主张；二是从现实考量,这样的产业“藏污纳垢”,有可能引起一些治安事件,不利于首府的社会稳定.但他尊重长官曾国藩,向其禀报,准备用公权力禁止.曾国藩认为先要调查一番,才做决断.于是微服私访,觉得秦淮河的画舫产业呈现的是市场繁荣,并没有滋扰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不必要横加禁止.
其实,这种自发的、带有灰色调的市场,不仅仅是“奸民”所容,更是中下层劳动者谋生之所.高明的管理者,无论古今中外,只要不出格,就尽量不扰乱这种自发的秩序.水至清无鱼大约是有点头脑的统治者都明白的道理.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若干年后任山西巡抚,也深得其兄为政之道.当时山西、河南等北方省份刚经历了“丁戊奇荒”（1877、1878年）,曾国荃仰仗自己的威望和湖南骡子的霸蛮劲,向朝廷要政策、要钱粮,进行赈灾,救活了无数的山西百姓.
山西灾情稍稍缓解后,民间又起了享乐之风.沁水县令向曾国荃禀报该地的节庆日赛神、演戏又恢复了,“或一会而费中人之产,或一戏而耗百日之资”,这种浪费太惊人,准备加以限制.大概是出台类似乡民红白喜事办酒只能多少桌那样的规定.
曾国荃先是肯定“此亦为民惜财之意”,但立刻笔锋一转,“但以此为富民省钱计则可,以此为贫民糊口计,则左矣.”他洋洋洒洒写了一段：
“赛神、演戏等事,最为贫苦小民之利.每见戏台之侧,其匄钱乞食者皆贫民,其肩挑贸易者皆贫民,其沽酒卖茶及一切食物用物,紛纭杂沓而叫号不绝者,皆贫民.人徒见车马喧阗,往来游宴,以为浪费足惜.不知此浪费者,皆富民之财,于贫民无和也.富民以观戏而耗财,贫民正以有人观戏而借以谋生.昔范文正公岁荒不禁竞渡,且为展期一月,日率宾客士大夫往观,夫岂不知竞渡之耗民财哉?正欲耗富民之财,使贫民借以生活耳.”
也就是说,这种民间的大型公共活动,固然会让一些富豪浪费很多钱——反正山西土财主不少,他愿意比富、花钱是人家自己的事,不必要操心,而做小买卖或打工的贫民,获得了收入.他不好意思举自己的哥哥曾文正公的故事,而是举宋代的范仲淹（谥文正）“岁荒不禁竞渡”为例,范仲淹岂能不知道端午时节竞渡耗费民财?但正是要耗费富人的钱,来让穷人有生计.曾氏兄弟那时候就明白,市场的力量,是最靠谱的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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