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陈寅恪、沈文如何破格当上教授（下）》：关于免费沈文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沈文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较之加年代的陈寅恪,40年代的沈从文,要作品有作品,要资历有资历,要人脉有人脉,但被推荐为西南联大副教授,仍遭遇重重阻力,可见当时大学对于“评教授”一事,已重视遵循章程,非如以往那般随意.
真实情况：为让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朱自清等人费尽心力
西南联大对教授资格的要求,和前文所引清华大学的规定基本一致.按照1941年通过的西南联大《本校教师资格标准》,除教授外,副教授须具备有以下三项条件之一：
“甲、三年研究院工作或具有博士学位者；乙、于所学学科有重要学术贡献者；丙、曾任大学或同等学校教授、副教授或讲师、或者研究机关研究、或执行专门职业共四年,有特殊成绩者.”
讲师也要有下面三项条件之一：“甲、二年研究院工作或具有硕士学位者；乙、于所学学科有学术贡献者；丙、于专门职业有特殊经验者.”
教员需要满足的是两项条件之一：“甲、大学毕业成绩特优,具有曾在大学或同等学术机关授课或研究二年者；乙、于所任学科有专门知识或授课有特殊成绩者.”
助教也要“县有大学毕业成绩特优之资格”.
以上规则虽是1941年才正式颁布的,但因其内容和1932年清华制定的规则几乎一样,可知西南联大一直是将此为选拔教师的标准的.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好在1939年已有包括《边城》在内的大量小说问世,成为著名作家,且曾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从履历来看,沈从文仅大致满足讲师的丙项要求,因此朱自清（清华国文系主任）和罗常培（联大中文系主任）帮沈从文谋职时,目标只是讲师,甚至助教.即便如此,朱自清在1939年6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今甫提议聘请沈从文为师院教师,甚困难”.
最终推动了沈从文到联大任教的关键人物是杨振声,他当时是联大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兼秘书长,曾聘请沈从文编写国文教科书,了解沈的才华.杨振声在1939年6月27日的常务委员会议上,正式提出希望沈从文到联大任教.杨振声之子杨起回忆,沈从文是以“作家”,而非“学者”身份被引荐的,“这在当时的校委会和中文系还是很有阻力的”.当时还在联大外文系上學的查良铮公开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来的.”由此可知,联大师生对于沈从文的到来,是很不满的.
好在经过常委会讨论,联大终于聘请沈从文,而且一下就给了副教授.联大常务委员会发布通知,“聘沈从文先生为本校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副教授,月薪280元,自下学年起聘”.后来由于沈从文的课程受到学生肯定等原因,联大在1943年7月又晋升他为教授,通知说：“改聘沈从文先生为本大学师范学院国文学系教授,月薪360元.”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的教职不是在联大中文系,而是在联大师范学院的国文学系.联大主体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至于师范学院是1939年为帮云南解决中学师资问题,才和云南省教育厅合办的,学制只有一年.抗战胜利后,联大解散时,师范学院被留在昆明,成为现在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师范学院在1943～1945年仅有毕业生7人,有2/3的学生都转到了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沈从文最终还是因学历所限,不能被三校聘任,只能在地位较低的师范学院获得教职.
今人应该关注当年的“破格之难”
陈寅恪、沈从文都是身怀真才实学之人.今人传播他们昔日被“破格”聘为教授的往事,添油加醋之中,往往集中于“破格”二字,而忽略了当日的清华和西南联大,对程序、规范的坚持——吴宓以“国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不得不以辞职为筹码力争,才能让陈寅恪入国学研究院任教；沈从文已写出经典著作,且有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任教的资历,并有朱自清（清华国文系主任）、罗常培（联大中文系主任）、杨振声（联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力荐,亦只能在低一层级的联大师范学院国文学系担任教职.——“破格”可以有,它为刚性的制度保留了一点弹性,但这弹性存在的前提,是必须有足够的“破格之难”；这种“破格之难”,才是民国大学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其实,从陈寅恪到沈从文,恰可管窥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后,教授评定标准的逐步完善的大致过程.
北洋时期,各大学聘任教授较为随意,除前文说到的陈寅恪没有任何学历、著作,年仅36岁就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外,“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只当过中学教员,也被北大聘为教授.当时,不少没有拿过现代大学学位,但国学功底深厚的学者,都当上了教授、副教授.如果有海外硕士、博士学历,回国后更容易当上教授,如钱钟书、姜立夫等.
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颁布《对于大学教授资格条例之规定》,第一次明确了“大学教员名称分一二三四四等,一等曰教授,二等曰副教授,三等曰讲师,四等曰助教”,学历、学术成果、工作经历,都被规定为获得大学教职的必备条件.对于“凡于学术有特别研究而无学位者”,“经大学校务会议议决.可充大学助教或讲师”,不能出任教授或副教授.
这个规定后来被南京国民政府沿用,但实际作用有限,破格情况还是屡屡出现.中学教师钱穆在胡适的推荐下,成为北大副教授；商务印书馆的郑振铎更被清华大学直接聘为教授.以致教育家吴俊升痛心地总结说：“在战前大学教员,尤其教授一职,除少数学校而外,资格漫无标准,涉近冗滥,国联教育调查团早有批评,社会亦啧有烦言.”
国民政府1940年颁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后,对大学教授聘任的要求日趋严格,逐步走上正轨——较之20年代的陈寅恪,40年代的沈从文,要作品有作品,要资历有资历,要人脉有人脉,但被推荐为西南联大副教授,仍遭遇重重阻力,可见当时大学对于“评教授”一事,已重视遵循章程,非如以往那般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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