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统编中国历史中若干历史问题解读》：本论文为您写统编中国历史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摘 要：统编《中国历史》吸收了史学研究的一些新观点：商朝著名青铜器“司母戊鼎”备注了“后母戊鼎”的称谓；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关系用“民族交融”比“民族融合”更为确切；秦始皇建立的帝国既是“统一”的,也是“封建”的；辛亥革命的性质“是一场近代民族革命”.
关键词：司母戊鼎；民族交融；封建社会；辛亥革命
统编《中国历史》增加了史学界的一些新观点,大大提升了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体现了历史知识的时代性特征,但同时也给历史教师的教学带来一些困惑.下面就历史教师比较困惑的几个问题进行重点解读.
一、是“司母戊鼎”还是“后母戊鼎”?
长期以来,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关于商朝最著名的青铜器,一般都称“司母戊鼎”.但是,在统编《中国历史》中,尽管正文中仍然使用“司母戊鼎”的称谓,但是在注释中提到,有学者认为应称为“后母戊鼎”.关于这个称谓,特别是在享有盛誉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中,这一文物的介绍也已改称“后母戊鼎”.那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学生到底应该念“司母戊鼎”还是“后母戊鼎”呢?
这种称谓上的不同,主要源于史学界的争议.关于“司母戊鼎”的命名,一般公认是郭沫若先生所定.学界一般的解释是：“司”是“祭祀”的意思；“戊”是庙号；“司母戊”就是“祭祀母亲戊”的意思.
较早对此提出质疑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学者.金祥恒认为“司”和“后”实际上是同一个字,两字正反并存,本义是“后”[1]40.丁骕也认为该字应为“后”,是“尊崇”的意思,即为“母后”之意[1]40.进入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也认可这一观点,于是才有“国博”改名一事.
当然,这种说法也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例如,常玉芝通过研究指出,在商朝甲骨文的卜辞中,没有找到商王配偶称“后”的记录,读“后”和商代的历史事实不符[1]48.曹定云也认为,商朝时无“后”制,立“后”是西周以后的事情.另外,他还认为,将“司”解释为“祭祀”也是不妥的,应解释为“嗣”,“嗣母”意即“王储（王位继承人）之生母”的意思[2].
基于史学界的争论,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按照教科书的要求,应该尊重传统的习惯称谓,仍然统一念“司”,但是也应该让学生知道在学术界也有念“后”的一种观点.
二、是“民族融合”还是“民族交融”?
在统编《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中,第19课的标题为《北魏政治和北方民族大交融》.我们发现,这里用了“交融”一词.而在传统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以及浙江现行的《历史和社会》中,仍然沿用“民族融合”一词.那么,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应该采用“民族交融”一词,还是“民族融合”一词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融合”的基本意思是将几种不同的事物融为一体.民族融合是指不同的民族经过长期交往,相互吸收对方的文化,逐渐生成新的特征和认同,民族差别得以最终消失,相互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例如,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逐渐融合众多民族而形成的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
“交融”不同于“融合”,它强调的只是相互接纳、吸收、包容和认同,是“融合”的进行时态或过程,而不是结果[3].在中国历史上,我国境内的各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民族和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交融”,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例如,在北魏孝文帝改革过程中,孝文帝拓跋宏强迫自己的部下皈依汉文化,但和此同时,鲜卑族人的奔放、豪迈之气也开始植入汉文化,从而为日后盛唐气象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胡人”汉化的过程,也正是汉人“胡化”的过程,这就是余秋雨先生所描述的“双向同体涡旋互生”的交融模式[4].
可见,“融合”和“交融”都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现象.那么,在教科书修订过程中,为什么特别强调用“交融”一词呢?这还和我国当前民族关系发展的新形势有关.当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原则.在民族关系的问题上,于2010年初提出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理念[5],并在其后得到了重申,旨在促进民族团结,尊重不同民族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因此,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在讲到有关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内容时使用“民族交融”一词,可以更好地体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各民族对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
三、秦始皇建立的是“统一”帝国,还是“封建”帝国?
在统编《中国历史》中,关于秦始皇建立的国家,是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来表述；而在浙江现行的《历史和社會》中,则是用“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集权的大帝国”来表述,不见“封建”二字.甚至在《历史和社会》的整个中国古代史部分,只字未提“封建”二字,这其中的缘由何在呢?那么在初中阶段,到底要不要提“封建社会”这个概念?这也体现了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长期争论.关于秦汉以来的中国古代社会能否称为“封建社会”,史学界基本上形成两种观点.
传统的观点认为,从秦到清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比较早称中国是“封建”社会的是列宁.在其《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这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五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地受土地束缚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6]据此,我国当代的史学家像范文澜、胡绳等都沿用“中国封建社会”这一称谓,并将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质疑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典型的“封建社会”,典型的“封建社会”主要出现在西欧.冯天瑜通过对马克思的经典原著的研究认为,在马克思看来,“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此一西欧模式,并不是普世性的发展系列.在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从氏族社会解体到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历经的是“东方专制制度”.可见,马克思并未将前资本主义的印度和中国认定为“封建制度”[7].周东启也认为：欧洲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集权的官僚制社会是两种完全相反的建制,一个趋于分裂,一个是趋于统一；一个是政治上分散,一个是权力的集中；是多元政治和一元政治的对立[8].
统编中国历史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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