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在精神上出走了辩论》：本文关于出走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三年前在北大小西门外磁浮酒楼的一张靠墙的桌子上,我请了刚获得北大新生杯冠军的历史系辩论队吃饭,他们特地带着冠军奖杯和我一起拍照,那是我大一决定不打辩论的一年之后.席间推杯换盏,我借着饮料的后劲,大大地把辩论批判了一番.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力量,我总是在怀疑辩论的意义,并试图给自己找到打辩论的理由.但可笑的是,我的生活始终需要有一个道理来支撑,自我说服是生活的动力,这恰恰就是辩论式的生活.
辩论更靠近真理?
群体感情,成了最初面对辩论的理由.
我大一时听到历史系的辩论史是一片苍凉,师兄师姐疲惫地陪着我们,一种共同体的感情和集体的荣誉是辩论队承传的传统.可是我很快发现,这说服不了我,辩论只在乎输赢和水平,个人的荣誉这时超出了对于群体的留恋.当所有的人在听我说话时,在赞扬我时,因为我的言辞而喝彩时,本身就是快乐的,从本性上我喜欢站在公众的面前讲话.享受了一段时间诱人的荣誉,而在辩论场上我却越来越迷惘,不知道如何去保证我的战绩,除了想段子、类比、技巧之外,思想也并无推进.追求一种可控的,不变的价值,而不是停留在一种变动的状态之中,隐隐地在我的心中萌芽.
一个强有力的主张让我停住了脚步：辩论,是人智慧的锻炼,让人靠近真理.
我研磨了几本学术文章的“辩论”方法后,却总觉得思想的功夫应该更进一步.在辩论上投入的时间越多,就发现大大侵占了自己读书思考的时间,相反很多在辩论圈外的教授和同学却闪烁着思想,他们颠覆着我诸多习以为常的价值.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困扰着我的问题有着古老的渊源.
2500多年前,一群被称为“智者”的群体,向着古老城邦的诗人教育家们发出挑战.他们的核心只有一个：“提供处理公共事务有益并能导致在城邦中获得成功的技能训练”,即“演说术”.他们在语言技巧、修辞语气,乃至身体训练上都进行了极为精湛的训练.尽管柏拉图的所有对话几乎都在区别苏格拉底和智者学派的关系,然而苏格拉底无疑是智者学派中最优秀的代表.
《游叙弗伦》中展现的苏格拉底经典问题“什么是”,盘问、攻辩的技巧苏格拉底展现无疑.《申辩篇》可以看作最为经典的总结陈词.《理想国》几乎集中了辩论的所有环节.然而,苏格拉底和带着苏格拉底面具的柏拉图,终究不一样.阿里斯多芬在《云》中说的“歪理说成正理,把正理说成歪理”是对智者的最经典概括.对于智者而言,“说服”本身成为了追求的目的,辩论的首要前提,就是无条件地接受任何一个立场,随之对其进行捍卫.我惊讶的发现,现代辩论圈中的生活和古希腊的智者们没有区别.如何对一个辩题做出圆通性的解释是最重要的,而辩题本身是否是对是错并不重要.我更惊讶地发现,那些成熟有名的辩手出去讲课,甚至全身心的投入到辩论事业中,并以此谋生.这和阿里斯多芬在《云》中所描写的智者以“演说术”来收取学费别无二致,《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还特意说自己没有收取学费.当然,收取学费一事本身并无可厚非,但其重要意义在于,当“演说术”可以谋生时,拥有“演说术”的人则再也没有超越“演说术”的动力了.
《申辩篇》中德尔菲神庙说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人,但是苏格拉底却不这么认为.但苏格拉底发现,政治家声称自己有智慧的,实际上却没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没有智慧,从这一点上,“无知之知”就使得苏格拉底更加智慧.雅典的政治家必须得是辩论高手,他们也大多受过演说术的教育,演说术和哲学争夺“地位”,是希腊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智者传统延续到了公元前 4世纪,伊索克拉底建立克里昂演说术学校,抗衡柏拉图,从机构上以及价值上宣称了“演说术”才是真正的哲学,人们的变动的意见、在政治事务中的实践智慧,就是智慧,而不是柏拉图所谓的对不变的“真知”的探寻.
辩论想要宣称自己是智慧的野心,从古到今都没有变过.
沉浸辩论的危险
沉浸于辩论赛中的辩手是非常危险的.
不断变换立场的训练,使得“融通术”成为了最大的资本,不断减弱的是对真理的正误判断.不断尝试着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做出辩解努力,掩盖了矛盾冲突的危险,而对于矛盾冲突的悬置,恰恰是通往真理的开始.就以近年遇见的辩题为例：“名人微博体现个人观点即可 /需引导社会价值”.在做出了一系列的拆分之后,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根本的*困境,“有没有一种社会价值”.引导本身就带有了一定的目的和倾向,这就必然使得反方带有保守主义的倾向,而正方带有自由主义的立场.当然,反方可以处理更狡猾一些,引导的价值就是“多元价值”.这就涉及到了几乎最为核心的政治哲学问题.
然而,当面对这样一个辩题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去说清这些道理,更无法在赛制上去做到,只能告诉我的队友,不要多想,尽力把自己打扮成自由派,当你越自信满满地去宣称自由主义的胜利和包容,越详细在诸多价值和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做出决断时,就对辩题本身所带来的困境越行越远.
同样,我们遇见了第二个辩题,“安乐死符合 /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经过一系列的纠缠和确认之后,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去面对生命,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质量哪个更重要,但这个问题的背后,还是在于谁认为生命的长度重要,谁认为生命的质量重要.换句话说,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要求他不能因为一点点的失误提前结束生命的长度,极端痛苦的临终病人自我的意愿,也很有可能是不正确的（受到感情干扰、经济因素等轻生）,我们应当如何办?这个
问题仍旧触及到了政治和*上的根本困难,如果另外一个人有权力决定另一个人的好,那必然会导致王制（或者僭主制）,然而如果要为这个做一个客观性的保障,就必须论证世界上有一个绝对的好,这样才从理论上保证了每个人对着一个绝对的好的把握程度不同,才可以继续往下推,对这个好的把握程度越高的人具有更大的权威性.然而,我们又不得不在规定的时间内草率做一个决断,并且想着各种方法为其辩护.辩论赛直接抹杀的是对一个价值的严肃性,因为任何的立场不过是“一个论”而已.
一个拥有智慧的演说家或辩手,必然就是那个掌握了智慧的人（sophist）.只有认为自己缺乏智慧,才能爱智慧（ philo-sophy）.我很能理解为什么雅典人处死苏格拉底,我也无法想象一个宣称自己没有智慧,对很多问题思考太多的人当一个政治家.政治家必须给人以信念,给人以希望.
期待严肃辩论
于是,我在精神上出走了辩论.
在那张靠墙的桌子上,一群人看着有些被黑夜和说话的热情灌醉的我胡言乱语,我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会忘记,别的院系师兄师姐传承帮带,我则对辩题誓死不说一字,不出席一切讨论,残忍和野蛮.尽管在我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如同我一样绝决地脱离辩论圈.但令他们诧异的是,如此绝决的我加入了英文辩论社并最终站在四辩位上告别,而不是辩论场下.
因为,正如哲学家苏格拉底身上带着浓浓的智者倾向一样,辩论术是最接近于智慧的一种技能.
辩论,正如它的出身一样,紧紧和政治相连.伦敦的辩论精髓在于周三的下议院的首相问答,这个来自于古老传统并至今保持着最大活力的辩论场所,深深影响了英国议会制辩论.英国老牌学校的辩论社的地位之高令人发指. Oxford Union应当是最为典型的,从这里走出去的政坛人物数不胜数.我有一个朋友对新加坡非常关注,跟我说他十分佩服 之孙李绳武,出身于牛津PPE,世界辩论赛顶级辩手,年少锋芒. 坚决主张,要站出来为新加坡的制度去辩论.
北大之于中国的地位和牛津之于英国的地位有过无不及,在这片土地上时时刻刻就蕴藏着需要站出来辩论的机会.我们越来越需要会说话的人,演说术越来越成为一种必须的训练.
正如千年来政治和哲学的张力、哲学家和王的张力一样,辩论和智慧之间充满了张力,但仍是大学生活中最值得做的事情.我一直幻想着北京大学的辩论能够成为Oxford Union、Intellectual Square一样的组织,不一定关乎政治,但是对于学术、*等问题,可以利用北大的声望邀请到重要的学者和相关人士,以固定的制度进行辩论.这种公开的、针锋相对的严肃辩论,比起游戏辩论的草创阶段重要得多.
责任编辑：尹颖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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