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曹禺桥写作解放前到后》：这是一篇与曹禺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摘 要：和《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名剧相比,《桥》不仅作为残篇出现在《曹禺全集》当中,而且其艺术价值也逊色许多,因而很少被学者专门研究.但考察这部剧的创作始末,就会发现《桥》的写作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时段,即新中国成立前和“ ”后两个时间段.对这两个时期的写作进行研究,或许可以从中窥出曹禺陷入创作低谷后的焦虑,以及伴随着时代转换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转变.
关键词：《桥》 创作危机 思想转变 焦虑
曹禺并非多产作家,除去《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和《家》这几部公认的杰作外,对于曹禺来说,《蜕变》在他的作品中所占的分量极小.至于建国后写的《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他更是不愿多谈的.但仅在1946年发表两幕三场的残篇《桥》却一直是曹禺的遗憾,在其晚年的日记和通信中,也曾多次提到《桥》.“新时期”初,曹禺推掉各种公事,躲到上海,希望把它续写完.《桥》一直是曹禺的心结,但直到其逝世也终未如愿.
一、新中国成立前：两次题材转变和创作低谷
新世纪初,田本相采访了曹禺的遗孀李玉茹,在访谈中讨论了曹禺续写《桥》的事情.李玉茹说,他花了不少时间去搜集资料,找了许多老人采访、座谈,他很想写出来,但是最终还是放弃了：“四十年代的事情,八十年代请人谈,四十年代的剧本,八十年代再续,接不上啊！实在太难了！”曹禺四十年 《桥》的时候,李玉茹对曹禺还不甚了解,到1979年两人才在一起生活.可见,曹禺晚年也是花了气力在《桥》上的,不然,李玉茹也不会这么了解他续写的事情.[1]334
这的确是一种遗憾.且不论建国后曹禺创作上的贫乏,他在抗战后期就已经陷入了创作上的危机.抗战初期,抗日救亡剧运动兴起,进入四十年代,戏剧界掀起了写历史剧的浪潮.1941年,郭沫若根据旧作《聂嫈》改编成《棠棣之花》,在重庆成功上演.1942年,他又创作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4部历史剧.1943年,郭沫若还写了历史剧《南冠草》.另外,这一时期还有大量的历史剧问世,如陈白尘的《大渡河》,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洪宣娇》,于伶的《大明英雄列传》,吴组光的《正气歌》.[2]而当时,曹禺已经写完《北京人》和《家》,“在创作题材上遇到了问题.再像《雷雨》《北京人》这样的路子,这样的一些题材写下去”,“自己觉得都不行了,写不出新意来了.确实有一种创作上的困顿”.[1]151
可以说,曹禺旺盛的艺术生命从“大家庭”始,也终于此.表面上看,此时的曹禺进入了题材瓶颈期,实际上,他面临的是“库存”枯竭的问题,他所熟悉的“矿藏”似乎已经挖掘得所剩无多,再也不能支撑他的艺术创造了.曹禺本人也表示想突破该类题材的局限,尝试其他类型的写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曹禺转变了创作路数,跟随历史剧的潮流,开始尝试写历史剧.曹禺转向历史剧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自身创作问题,即前文提到的题材困境；二是爱国热情激发出的题材需求（当时看来,历史剧比较适合表达爱国思想和抗敌热情）；三是郭沫若在历史剧创作上巨大的“喷发”能量,对陷入题材瓶颈的曹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效仿对象,诱惑很大.正如他所说：“抗战时期,大敌当前,因此发扬民族的正义,爱国的精神,是时代的需要”；“也可以说受到郭老的影响,那时写历史剧是一股强劲的戏剧思潮”.[1]77-78
他于1940年到1944年先后尝试了写《三人行》和《李白和杜甫》,前者打算写岳飞,后者计划写李白和杜甫的友谊.两部剧都花了很大的工夫,但《三人行》“只写了一幕就再也啃不动了”,[3]为了写《李白和杜甫》,他还去西北旅行,搜集材料,但最后也是搁置了.在这四年时间里,一部历史剧都没有出来,和之前两年不到就有一部杰作问世相比,曹禺陷入了创作上的低谷.历史题材尝试失败了,曹禺转而写工业题材,也就有了《桥》.若《桥》能写成、写好,曹禺也就能从低谷当中走出来.一定程度上,它关乎曹禺的写作命运,因而十分重要.
1944年2月15日,《戏剧时代》第一卷第三期“剧坛动态”预告：“曹禺本年度新作《桥》,以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工业建设为题材,即可脱稿.这是他西北之行的收获之一.”[4]关于《桥》的写作过程,曹禺有回忆过.那时,经过钱昌照的介绍,他去重庆附近一家私人钢厂调查,在厂里大约待了两个礼拜.这也是曹禺第一次到工厂调查写剧本.1946年4月,开始在当时的《文艺复兴》上连载,但只刊登了两幕,从第一卷第三期一直连载到第五期,曹禺就受到邀请,去美国讲学了.后来时任《文艺复兴》主编之一的郑振铎,多次去信索稿都没有得到回复.这样,《桥》只写了两幕就中断了.表面上看来,《桥》是被迫中断的,因为1946年3月4日,曹禺便和老舍一起出发去美国了.但是,既然后来编辑索稿,曹禺为何没有回复接下来的稿子?如果不想继续写下去,又为什么不回信表明不再写下去的原因呢?
1947年,曹禺自美回国,经济状况不佳,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当导演.不久就赶上解放,后经 安排,由香港辗转到了北京,正式进入了另一个历史阶段,到“ ”结束,“新时期”开始,《桥》的写作便一度搁浅了三十余年.
二、悲剧观念和悲剧人物：一种文化立场的转变
关于曹禺在抗战时期的思想转变,不少学者已经做了非常翔实的阐述.《北京人》《蜕变》等作品都被作为其思想转变的印证,但很少有人结合《桥》的文本进行剖析.实际上,《桥》不仅印证了曹禺在创作思想上的变化,而且还记录了曹禺在这一时期写作方面的复杂性.
曹禺写剧一向不写具体的时代背景,很难推断剧情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背景十分模糊.在他看来,“现实主义的东西,不能那么现实”,“一写出那些具体的东西,这个戏的味道就不同了”,[1]147他很受朱光潜“欣赏的距离”的影响.和之相反,《桥》的背景、题材及其人物设置都有现实事迹可以参照.文中描述的抗战后方的大城市就是重庆；剧中的“二先生”也直接指向“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另外,剧情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民族工业被官僚资本的摧残上.很明显,《桥》走了另外一条路子,是一种由“内向化”而“外向化”的转变.最关键的是,和前期作品相比,《桥》的悲剧人物发生了“位移”.
曹禺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曹禺桥写作解放前到后为关于曹禺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曹禺的大女儿万黛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