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越南古代汉文小说中的中国人形象》：本论文主要论述了汉文小说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摘 要：越南古代汉文小说既受中国古代文化和小说传统的深刻影响,又是越南民族文化的自我书写.由于历史、地理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中国人形象作为越南社会的整体想象大量出现在越南古代汉文小说中,并显示出在东亚汉文化圈内部、中越关系的历史语境下其独特的生成动因与建构过程,寄托了越南民族的主体性思辨与多重阐释,是越南民族建构自我形象的复杂投射.
关键词：越南；汉文小说；中国人；形象研究
中图分类号：I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4）6-0026-06
中越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由于长期没有民族文字,加之受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汉语文学一直是越南古代文坛的主流.越南古代汉语文学塑造了不少中国人形象,特别是小说,与诗词文赋相比,因其虚构故事的特点,能够更全面地体现越南古代社会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想象.以跨文化的视野解读越南古代汉文小说对中国人形象的多重阐释,不仅有利于深入考察中越关系的历史语境下中国人形象的生成与建构过程,也为多角度地探究东亚汉文化圈内部的文化接受与反馈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一、血脉相连的友邻
越南古代流传着关于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鸿庞氏故事便是其中家喻户晓的篇章.虽然这则神话的具体产生年代和原始面貌不可确考,但15世纪后黎朝文士武琼将其编入汉文志怪小说集《岭南摭怪列传》.《岭南摭怪列传·鸿庞氏传》在追述越南民族的孕育过程时称,炎帝神农氏的三世孙帝明娶婺仙之女而生子禄续,帝明立长子宜为帝治北地,立禄续为泾阳王治南方.泾阳王娶洞庭龙王之女,生子号貉龙君.后北方的轩辕战胜了蚩尤和炎帝,而南方的貉龙君娶帝宜之女妪姬,生下一胞百卵、化出百男.其中五十男随母生活于陆地,定国号为文郎国,其长男尊为雄王,即越南民族的始祖.虽然百卵化百男的情节和龙子仙孙的说法在史学家看来“实属怪诞”①、“全属神仙鬼怪之说,完全违背自然的法则”②,但这则神话故事却展示了越南民族文化想象的一个独特话语现象,即在其自我认知和自我形象的建构叙事中,不仅民族孕育时间和活动空间与中华民族的起源传说有重合之处,而且拥有共同的龙图腾原始崇拜.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三大始祖均在其中充当叙事对象,特别是炎帝形象带有明确的追溯民族血缘谱系功能.由此可见,《鸿庞氏传》以及炎帝的始祖形象在书写古代越南关于本民族起源的整体文化想象时,也确立了中国人与越南民族血脉相连的基本形象定位.
尽管从史学的研究视角来看,鸿庞氏传说的真实性值得商榷,或许“是越南人杂糅中国古籍中的各种传说和故事而演绎和嫁接出来的”③,但以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视角,观照越南民族起源话语中作为文学人物的炎帝,其形象生成的动因则别有意味,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再现,通过这种再现,创作了它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和说明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意识形态和文化空间.”④中国古籍有不少中越早期交往的记载,如《淮南子·主述训》谓“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等其地南至交趾”⑤,《大戴礼》《尚书大传》《吕氏春秋》等中亦有颛顼、尧、禹等抚交趾的记载.可见,中越之间的交往始自上古时期,并以中华民族居于强势的主导地位.不仅如此,“越南有两千多年可考的信史,其中约一千余年曾是中国封建王朝直接治下的郡县；约一千余年它是独立的封建国家,作为中国封建帝国的‘藩属’而存在”.⑥两千多年的郡县统治和宗藩秩序,造就了中越之间“历史文化实同一体”⑦的独特关系.炎帝的越南始祖形象正是对中越两国这种独特关系的再现,中国古代文化和封建政权的强大辐射效应长期作用于越南民族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空间,促使其在建构自我形象和追溯血缘归属时,出于强调汉文化圈内自我形象合法性的需要,力图消解中国人形象的他异性.换而言之,越南民族在借助与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的整体想象来生成自我形象的同时,催生了血脉相连的中国人形象.
越南古代汉文小说中,中越人民血脉相连的关系不仅体现为共同的神格化民族始祖,还广泛表现于人神两界的血缘上,“我国前辈,多为内地之神,亦多在洞庭者等洞庭之与我国,自泾阳王以后,世为友邦,故人神因果,往复循有”.⑧由于紧密的地缘关系,中越两国历来交往频繁,人员流动与移居情况较为常见,不少中国人因为朝代更迭、行商坐贾、随军征讨等原因世代移居越南,甚至“越南独立后所建立的王朝,其统治者大多数是中国血统”⑨,由此可见,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在古代越南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越南汉文小说塑造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形象无疑是对历史现象的文学写照,但文学文本的价值并不在于印证历史,而是在于通过历史语境中的主体性话语传达出对现象的独特阐释.在越南汉文小说中,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多集中于名门望族.例如,慕泽武族先祖为中国福建人,唐代郡县时期为交州刺史,因爱当地风水之美而世代定居安南.其家族后代累登科第,居处被称“进士巢风水钟灵”.⑩显而易见,华人家庭世代业儒的文化传统才是武氏族人能在安南科场显身扬名的首要原因,而越南汉文小说不仅忽略了这个家族曾是异族征服者的独特身份,还淡化了华人血缘、文化背景与本土社会的差异,转而称赞慕泽的人杰地灵,指出正是由于山水灵异才孕育出当地的名门望族.不仅如此,越南古代汉文小说还建构了中国文臣武将后代定居安南的系列化文学形象.如《山居杂述》中,“陈公嘉谋”述明朝重臣、簪缨望族因耻于仕清而移居,其四世孙陈嘉谋后贵为安南进士；“古柏斋”述张九龄后代自广东移民,成为越南社会著名的高人隐士；“淮阴有后”称淮阴侯韩信后人逃离秦国世居越南.可见,越南古代汉文小说塑造中国移民形象并不以建构对抗的异域他者为目的,而是以山川之奇、土地之灵造就本土英豪的话语,强调本土的独立空间价值.在与中国形成空间疏离的基础上,以血缘融合为途径,中国移民及其后代形象实现了他者与本土的融合,因而不再是来自异域的他者,而成为本土孕育的更生形象,是越南民族自我形象建构的一部分.
二、文明智慧的权威
中国文化自秦汉时期便开始在越南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其典章制度、语言文字、社会习俗、思想学术等多取法中国.越南古代汉文小说中不仅从风俗制度、礼乐文化、山川物产等多角度,记述了中越文化的深厚渊源,提出“拣取年少俊童,薙发变服杂之北归商侣,各携银币,游客中州,或往虎疁陶窑,或来金陵缎铺,与之居处,习其智巧”的学习策略{11}；还记述了越南人通过各种渠道学习中国文化的事例,例如梁家“以有族人居中国,多得奇书,遂精于术数之学”{12}；“大臣已使人来大清,学制茶法,学成,取规递来”{13}；来自中国的文俞法师有奇术,“先皇以师事之,教以愚猖狂神之术,而杀绝之”{14}；阮左■随北客赴广东学习地理风水,成为一代大师等.{15}这类学习话语传达了对中国文化的高度接受,建构了越南人作为学习者的自我形象.
汉文小说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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