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墨子的尚同理想与其法律观》：本论文为您写墨子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摘 要：墨子是战国期人,他生逢乱世,目睹并亲历了人世间的巨大苦难.为救世,为使人类走出火海,他仰望天空,笃信“天志”,敬事“鬼神”,成为一个虔诚的有神论者；他叩问大地,对大地复杂的自然现象进行探索,在数学、力学、声学、光学等各个领域取得非凡成就,成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进而以宗教的情怀和科学的精神为人类社会绘制出“尚同”的理想世界,同时还为这个世界构建一个既有神性又有人性还不乏科学性法律蓝图,以至于他所创立的墨学成为当时与儒学并举的“显学”.然而,儒学后来成为正统,墨学却几乎成为绝学.这份绝学是极其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极有重新认识、继承、发扬、光大的价值.
关键词：天志；法仪；兼爱；交利
一、“尚同”理想世界的总体考察
“尚同”也作“上同”,是墨子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核心范畴,也是他力图实现的理想社会模式.其中的“尚”即崇尚,既有厉行的含义,也有信仰的含义；“上”即上天,或天意,墨子常称为“天志”,具有神明的内含,是最高最普遍的法则.合而言之,“尚”或“上”即崇拜上天,信仰上天,把上天的意志作为最高最普遍的法则,是位于世俗法之上的根本大法.也就是说,“尚”或“上”既是实施的方略,也是至上的法则.而“同”则是未来的理想,终极的目标,是有同一法律规范的社会.具体些说,是要求全社会每一个成员的言行都同于上天,都合于上天的意志.墨子说：“尚同之为说也,尚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诸侯,可而治其国矣；下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上至天子、中至诸侯、下至家君在整个国家体制内自上而下均以“尚同”的学说为理论依据,并推广厉行这种学说,而后才可治天下、治其国、治其家,才能实现“尚同”的理想.正因如此,他把“尚同”当作“政之本”、“治之要”.
墨子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现实的“功利主义”者,他认为要建立一个有美好秩序的社会,就须“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需要权威主义,用权威主义的力量去实现“尚同”的理想.那么,权威主义怎么建立?
墨子认为,要建立权威就不能采取无政府主义,而是必须“尚贤”,通过“尚贤”实现“尚同”的理想；“尚贤”不但是实现“尚同”理想的方略,也是“尚同”理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墨子更加强调“兼相爱”.梁启超说：“墨学所标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梁启超不但高屋建瓴,综揽全局,又慧眼独具,善于从复杂的学说体系中抓住要领.确实,不管通向“尚同”的理想社会有多少途径,采取多少方略,也不管这个社会由多少精美的板块组合而成,但没有“兼爱”就不会实现“尚同”的理想,缺少“兼爱”就犹如“尚同”的社会大厦缺少了顶梁柱或者心脏.“兼相爱”既是通向“尚同”的必经之路,更是“尚同”理想社会的标志性体现.没有“兼相爱”就无法实现“尚同”的社会理想,没有“兼相爱”的“尚同”也绝不是理想中的“尚同”,甚至“尚同”的本质就是“兼相爱”.但墨子不是只言爱不言利,他不仅言利,还提出另一个需要永远遵循的普遍原则,那就是“交相利”.“交相利”与“兼相爱”一样,既是走向“尚同”世界必由之路,也是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但要实现上述理想,还必须有法可循,而最高最大最有权威的法就是“天志”,人世间的立法必须“法天”,以天为法,制定“法仪”.“天志”是人世间立法的最高准则,也是最大的权威,也只有依据“天志”而制定的“法仪”才有合法性和权威性.不但“法仪”取法于天,须合于“天志”,“兼爱”、“交利”也来自于“天志”,是“天志”对人类的同一要求,也只因如此,才成为世俗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最高的立法原则.“尚贤”也一样,它无外是上奉“天志”、下行“法仪”、“爱利”苍生的政治安排.“尚贤”的必要性和权威性就在这里.
天志、法仪、尚贤、兼爱、交利——描绘出一个清晰完整的“尚同”世界.它们既是终极理想社会的组成部分,也是走向这个社会的实施方略.墨子把手段与目的、实施方略与理想蓝图结合在一起.伟大的理想通过高尚的方略去实现,用高尚的方略去实现伟大的理想.
二、“尚同”理想世界的法律观评析
墨子的政治体制分四个层级,自上而下依次是：天子、诸侯、卿大夫、乡长.这样的安排并不新鲜,凡国家发展到一定规模、达到一定文明程度,都要进行层级管理.墨子的独特性贡献在于“尚贤”.他在这方面的许多思想远在其他各家之上,其价值至今不减.
在尚贤的问题上,他有平等的思想,唯贤是举,只论贤,不问其他,人人平等,不分高低贵贱亲疏远近；他有平民的立场,政治体制虽然是自上而下的,但举贤则正相反,是自下而上地进行,因为真正的贤人或许不在官场,而在民间；他有批判的勇气和正义的精神,反对“无故而富贵”,尤其反对权力垄断,将权力私有化,私相授受,权贵世代为官；他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破除官民身份的终身制、世袭制,实行官民身份流动制,开通官场与民间双向通行的道路,哪怕是农工之人,贤则举之,不惜予以高爵厚禄.
按照这种观点,做“政长”的唯一标准就是“贤”,即唯贤是举.在贤的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例外,没有特权,不问出身门第,不论高低贵贱,即使是将相出身,但倘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排除在选官的大门之外,反之,如果贤,哪怕出身于无职无权无任何背景的贫民之家,也能做政长.这种思想主张一旦付诸实践,就势必激发人们参政、议政、从政、心系天下的政治热情和政治权利意识,会形成一种良性竞争的机制,人们将竞相向上,而不是劣币驱良币.
只可惜墨子没有提出选举政长的设想,确实带有理想色彩,缺少可操作性.但距离选举已近在咫尺,只有一步之遥了.他主张“政长”自下而上地产生,而且只论“贤”,在“贤”的面前人人平等,不设任何其他限制条件.按照这个理路继续思考下去,那就只能是选举了,而且必然是非常充分的选举.早在战国时期墨子就有这样的思想,不得不承认其超前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后人没有理由拒绝选举,没有理由说中国不具备选举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国不但有其特殊性,也有普世的价值观.墨子的“尚贤”思想就是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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