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抗战时期出版业掠影》：本文关于抗战时期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摘 要] 一定时期内主要社会媒体刊载的图书广告是反映整个出版业发展趋势的缩影,论文以1937—1945年《大公报》刊登的3095条图书广告为线索,用历史叙述和数据呈现的方式,揭示此期出版业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征.
[关键词] 抗战时期 出版业 大公报 图书广告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4-0114-05
A Glimpse of Publishing Industry in Anti-Japanese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ok Advertisements on Da Gong Bao among 1937—1945
Wang Yimi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430072）
[Abstract] The book advertisements on main media could reflect the tendency of publishing industry. With the clue of 3095 book advertisements on Da Gong Bao among 1937—1945,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haracters of publishing industry in this period.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Publishing industry Da Gong Bao Book advertisement
1 引 言
出版业禀赋鲜明的时代特征.1937年至1945年,正值民族危亡之秋,作为投枪 、提振人心的战场,抗战时期出版业烙下了深刻的时代印记.回望抗战时期乃至整个民国时期的出版业,英才辈出、空气自由、民营高歌,崇高化者有之；民生凋敝、党派拉锯、鱼龙混杂,贬低化者有之.究竟孰是孰非,也许只有历史本身才有资格作答,我们从管中窥见的,从来都只是历史的云烟和投影.
为了探寻史实,必须深耕史料,用数据说话.《大公报》《申报》《 日报》是民国时期影响力巨大的全国性报纸,每期刊载有大量的图书广告.抗战爆发后,随着全国出版中心南移,《大公报》脱颖而出一度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图书广告阵地.一定时期内图书广告的刊登者、数量、类型变化等数据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某个历史节点上整个出版行业的动态起伏趋势.谨存是念,笔者以武汉大学图书馆所藏1937—1945年《大公报》影印本为样本,辑录了九年间《大公报》所刊载的全部图书广告（不含报刊及其他出版相关广告）,共收录497家图书出版机构,收集到3095条图书广告数据,并依据广告中图书的主题对每条数据逐一进行分类,共分出文学类、抗战类、教材教辅、学术著作等33个类别.试图通过较为细致的史料挖掘和尚属详实的数据分析,揭示出抗战时期出版业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征,以期透过历史的迷雾,窥得此期出版业的一鳞半爪.
2 抗战时期出版业发展大势概观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时代思潮为出版业带来了丰富的出版资源、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市场化的经营理念,加之特定历史背景下多元政治力量的博弈给出版业创造了相对自由的生存空间,民国时期出版业因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民国出版的繁荣势头至1927—1937年达到巅峰,吴永贵在《民国出版史》中将这一时期称为民国出版的“黄金十年”[1].本文选取的1937—1945年正是“黄金十年”的承续期,以“七七事变”为转折,民国出版中道崩落进入萧条期.
从笔者统计到的数据来看,1937年《大公报》全年共刊载图书广告544条,到1938年这一数据骤降到161条,直至1939年跌至谷底144条,而后经历了长达4年的低谷期,到1942年方出现转机,并于1943年達到峰值591条,此后又小幅回落.趋势图如下,下面结合“大公报馆”抗战期间的迁移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2.1 《大公报》汉口版时期（1937.9.18—1938.10.17）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办,倡导“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原则,发扬“文人论政”的特点,报馆风风火火很有起色.逮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已增办《大公报》上海版,不过总馆仍在天津,本文选取之1937年9月前的《大公报》样本,即为天津版.
1937年7月30日平津沦陷后,接着年底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大批出版机构纷纷向大后方转移,大公报馆、申报馆、正中书局、生活书店等随之迁往武汉.据统计,战前武汉地区共有15家主要出版机构,抗战初期新创和迁入的出版社计48家,武汉一时间成为全国文化出版中心[2].《大公报》汉口版即在1937年9月18日创立.
据笔者统计数据显示, 1937年1月1日至8月5日迁往武汉前,天津版《大公报》在7个月内共刊登图书广告494条.和之对比,自1937年9月18日《大公报》汉口版创办至1938年10月17日武汉沦陷汉口版停刊,13个月内《大公报》仅刊载图书广告203条,近两倍的时长广告数却不及天津版一半,可见抗战初期出版业所受创伤之巨.
此外,尤须注意的是,在汉口版《大公报》203条图书广告中,“抗战类”图书广告多达85条,占比将近42%,这说明出版业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广大文化出版工作者正是通过书、报、刊等出版物的宣传引导功能激发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掀起全民族同仇敌忾联合抗日的热潮.以邹韬奋等人创立的生活书店为例,1938年5月18日汉口版《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由生活书店创制的“全国抗战书报联合广告”,以“联合广告”的形式将当时国内主要的抗战类图书、报刊集合在一起,增强了抗日宣传效果,产生了“集群效应”.其广告词写道：“积七年的 经验,负责为文化界服务”,“出版抗战书报四百余种,分支店办事处布满全国”[3].
抗战时期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抗战时期出版业掠影为关于对写作抗战时期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解放战争时期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