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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想主义论文范文资料 与李龙炳乡村书写和他理想主义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理想主义范文 科目:发表论文 2024-02-01

《李龙炳乡村书写和他理想主义》:该文是关于理想主义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严格意义上讲,在诗人前面加任何的标签都会把一个诗人变小,让纯粹的诗人尴尬.社会的身份和诗人连在一起毫无意义”,诗人李龙炳在一次访谈中如是说.把身份和诗人、诗歌联系在一起,不仅是传统批评的做派,在今天依然是常见的批评方法.因此,当代的诗歌批评常有这样的错觉:谈论一本诗集就是在谈论一位现实中的诗人,谈论一位诗人身世就是在谈论他的诗.“文如其人”、“以文观人”,在我们这个史籍浩瀚、以史为宗的国度,是习以为常的话语逻辑.“农民诗人”称号中对“农民”身份的凸显,隐藏的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它暗示了身份和文本之间的关联,是诗人的身份而不是文本自身厘定了诗的旨趣和境界,误导了读者对诗歌的美学期待.同时,这个称号自身也是混杂的.农民身份和诗人身份分属于社会的不同领域,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明确的指向,但合在一起,就造成了概念内涵的含混不清.90年代的“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今天的“打工诗歌”等命名,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倘若进入具体而广阔的文本,便能很轻易地发现这种命名的偏颇.李龙炳可以在诗歌中诗意地宣称“我只是一个反对蝗虫的农民”,但读者或批评者的“农民诗人”的命名却是一种冒犯,它模糊了一个诗人及其诗歌的真面貌.

但是,“农民诗人”这个糊涂称号对于读者又是一种启迪.抛开它存在的问题以及时代玩弄词语以哗众取宠的伎俩来看,“农民”身份的凸显也隐现着李龙炳诗歌的特殊价值,它在李龙炳的乡村书写和古典的田园诗、悯农诗、现代的乡土写作之间化出了一道界限.传统诗歌的抒情主体没有农民,只有旁观者.而真正的“农民”作为乡村书写的主体,必然地颠覆了旁观者的视角,“农民”的真实乡村体验,必然地取代了他者的想象和虚构.作为农民的李龙炳对“一百吨大米”、“一亩三分地”等乡村题材的思考和表达,也宿命地具有了时代的新颖和创见.在这一点上,“农民诗人”的命名又有着误打误撞的洞见.

古典诗歌的乡村书写主要表现为田园诗和悯农诗两种类型.以陶渊明、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诗是诗歌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只要我们换个角度对他们的文本加以审视,便能发现诗歌文本中抒情主体的身份错位.陶渊明的“长吟掩柴扉、聊为陇亩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孟浩然的“予意在耕凿,因君问土宜”(《东陂遇雨率尔贻谢南池》),王维的“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渭川田家》),都表现出作为隐士的抒情主体对于耕作田园的“农民”生活的向往,不论是陶渊明发自田畝中的赞美,还是王维远距离的误读,都是隐士的情结和意志在起着主导性的作用.相比于王维和孟浩然,陶渊明的田园诗更贴近乡村的真实,他不仅写理想化的归田之乐,也写真切的田园之苦.但不论是《归园田居》,还是《有会而作》、《乞食》,我们从中读出的都是隐士的趣味和意志,而不是农民的真实体验.因为发出这苦、乐之音的抒情主体的身份是隐士而不是农民.这种状况,在后来的一千多年田园诗写作中,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如果说表现田园之乐的抒情主体的身份带有隐秘性,将制度和自然灾害造成的乡村生活之苦作为书写对象的悯农诗,其抒情主体的身份则是十分清晰的.他们的怜悯多是在官员、隐士或其他旁观者的身份中发出的.杜甫的“人生无家别, 何以为烝黎!”(《无家别》)白居易的“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观刈麦》)李绅的“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悯农》)这些诗在代言了乡村生活真实状况的同时,也在表现着诗人或官员的良知和情怀,很难说它们没有遮蔽作为乡村生活主体的农民的真实感受.杜甫《新安吏》中的“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新婚别》中的“勿为新婚念, 努力事戎行!”总会令细心的读者感觉到旁观者的隔膜.王安石在公元1081年写下的两首“元丰行”,更是充满了政治家自我表功的丰富想象(见《元丰行示德逢》、《后元丰行》).

进入现代以后,这两种类型的代言式乡村书写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转变而转变,田园之乐、风光之美和农家之苦、乡村之敝依然是最显著的表现对象,只是抒情主体的身份由古代的官员或隐士转换为现代的知识分子.然而,尤为悲剧的是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对乡土乡民的启蒙书写,虽仍然“哀其不幸”,但在民族危亡的时代大义中,“怒其不争”的愤懑总是大于“哀”,启蒙话语中的乡土和乡民被笼罩在落后、麻木、愚昧的污名中,不断地在时代的文学舞台上被展示、被观看、被批判、被改造.从古代到今天,整个诗歌史中,乡村作为主体几乎一直处于失语的状态.乡村也因代言主体的不同或代言主体的意图不同,呈现出悖论式的面相.一会儿是乐园,一会儿是地狱,一会儿既是乐园又是地狱.我们不能否认这种视角写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但也不能否认这种写作遮蔽乡村真实状况的可能性.在真正的农民身份的抒情主体出现之前,它从来不是问题,它是文学想象的必然结果.而在真正的农民身份的抒情主体出现之后,这种观看式的、代言式的写作也必然地显现出它的局限.因此,作为“农民诗人”的李龙炳,他的以“农民”作为抒情主体的乡村书写,既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也终结了一个古老的传统.

杜夫海纳说:“协和广场对出租汽车司机说来不是审美对象,田野对农夫也不是审美对象.”(《美学和哲学》),抒情主体的身份转变之后,乡村书写必然地发生变化.如果今天的写作者仍然在欣赏田园美景或感慨乡村没落,那么他一定还是旁观者,即便他身在乡村,他对于农民的身份也没有真正的认同.但是,在李龙炳的诗歌中我们既看不到士大夫体恤下民、救民于水火的儒家情怀,也看不到对田园风光精致的审美主义表达.他写下了乡村中所能见到的各种事、物和人,诸如种地、打铁、酿酒、闲谈,以及大米、玉米、红豆、棉花、种子、果树、甘蔗、鸡蛋、谷仓、土地、石头、斧头、公鸡、麻雀、乌鸦、蜜蜂、鱼、毒蛇、蚂蚁、田野、河流、小桥、乌云、月亮、春、夏、秋、冬、风、烟,还有乡长、农民、老人、孩子、铁匠、邻家的女孩等等.但这些乡村的人和物经由不同身份的抒情主体的观照改变了作为诗歌元素的表现功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圆荷浮小叶,细麦落青花”、“独出门前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等这些优美的画面消失了.李龙炳将田园诗的风景要素转化为沉思乡村及人之生存景观的元素,因此,在李龙炳的代表作《一百吨大米》中,既无“鹅湖山下稻梁肥”的丰收场景,也无“也应无计避征徭”的悲戚,更无“万人墙进输官仓”的纳税热情.“一百吨大米”从天而降,奔涌而来.诗歌开篇写道:

理想主义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李龙炳乡村书写和他理想主义为关于理想主义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理想主义者的爱情观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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