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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手记】
和马金莲的相识有一些错落.那时我刚到鲁院正式报到,入职上班没几天,马金莲就读的鲁二十二届高研班就要结业.在毕业联欢会上,我们匆匆望见对方几眼.她没想到我对她有印象.我更没想到她也记得起我来.所以在后来的第一次电话中,我们凭着这几眼的缘分,显得像已联系过五百次那样自然.前世回眸,今世擦肩,好像有些浪漫.今世擦肩,今生结缘,便是再好不过.
马金莲绝不是一个健谈或者会来事儿的人.电话、短信、 ,寥寥数语,言简意赅.对于好多事情,她通常只会简单地“哦”一句.她不会群发节日祝福,当然也不会在春节专注于抢红包.她会回到老家,帮忙干活.
约马金莲做访谈已临近2015年春节.本来也想电话访谈,我便可利用春节假期慢慢整理录音.访谈前夕,马金莲在 上问我：“赵老师,我们采用文字问答方式可以吗?你拟好问题,发给我,我做书面回答.”我说：“这样你会比较辛苦”.她却回我：这样从容,也能回答出深度.于是便有了这篇通过电子邮件三来二去形成的问答.考虑到马金莲内敛的性格,我在邮件里还专门嘱咐她“敞开来详细谈”.
拟访谈目录之前,我花了近一个月时间系统地读了马金莲的主要作品.坦率地说,对于一个生长在城市,出游在城市的89后,马金莲的作品和我有一层天然的隔膜,这不单是在题材和语言上,更在一种整体的风貌上.我或许最初并不是马金莲的理想读者,但我却在阅读中慢慢成为,或者说是成长：我为之感动,并从中感悟.我甚至可以通过她笔下的苦难来翻检自己的生活,尤为我宝贝的是,我能从中获得安慰和宁静,乃至一种解脱.
马金莲的写作是一条长河,她写作的对象也流淌出一条河,这条河和顿河一样静,同时也一样难以平静.
赵依：访谈孙频的时候,她说80后这个代际的划分意义不是太大,因为80后写作风格的形成明显地承接了50后、60后、70后,80后和他们是不可能完全断开的.能不能请你也先谈一谈80后写作?
马金莲：说实话,我很少去想这些问题.但是因为自己在出生时间上属于了八零后这样一个范畴,近来看到不少刊物开设的专门涉及八零后的栏目,我才开始关注这样一个群体.我比较赞同孙频的这一观点,确实刻意去划分的话,好像没什么特别实际的意义.不管是八零后,九零后,还是零零后,当然还有之前的七零后、六零后、五零后,每一个个体的发展、每一代人的发展,我觉得都具备一个承前启后的位置和作用,文学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我们每一个代际的写作者是这条河流中的某一个河段,似乎不可或缺,但肯定又不是全部,只是部分,呈现出属于这一代际的长度和宽度.
赵依：说说你自己吧.你的小说属于80后中的乡土派,我想你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对这种生活再熟悉不过,可否请你勾勒一下你生长的环境?父母亲戚是怎样的人?你和你周围的人是怎样成长起来的?生长在“苦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你是否也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下过苦、挨过饿、受过穷?
马金莲：说起八零后的写作,我首先想到了我自己.也许这样的下意识其实带着一种一厢情愿和自我迷恋.在当下的纯文学写作的八零后群体中,我觉得自己的位置有点和别人不太一样.一来是我少数民族的身份,作为一个回族,我的作品里自然会带有一个民族的特殊印记.二来,我生长于西海固并且书写的对象一直是西海固.至于西海固的特殊性,相信不用我多说,不少人是知道的.
至于我是否属于乡土派,我没有想过.我们这里总体来说是宁夏南部山区,地域偏僻,气候干旱,主要经济支柱是农业,而且基本都是靠天吃饭的那种农业生产.在我成长记忆里,可以说十年九旱,三年一大旱,两年一小旱,干旱是司空见惯的事,不干旱倒是不正常了.
我出生在西海固群山包围的一个山村里,这个村庄就是我后来不断书写的扇子湾.二十二岁之前,我一直在扇子湾生活,除了去学校上学,暑假都是帮父母务农,寒假在村庄里陪伴家人过着寂静的日子.村庄交通不便,我小时候我们要去集市上,十多里山路靠步行和毛驴驮载,后来才有了摩托车和农用三轮车.没有自来水,人畜用水靠的是村庄中间水沟里的一眼清泉.夏季用水量大,大家需要一大早排队去担水,冬季泉口结冰,厚厚一层,蹲着是舀不到水的,我们就给水瓢装上巨长的木柄,这样才能伸进泉眼去.我们的童年是在很散漫的环境里长大的,那时候这里极度不重视教育,女童教育更是薄弱,所以村庄里的女孩子基本上都不念书.我们夏天帮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拔柴、割草、除草、放羊等小脸蛋被风吹日晒得粗糙而褐红.冬天大家就在一起学习做针线.清真寺里遇到圣纪节的话,我们会成群结伙去寺里跟圣纪.总之,和现在的孩子比起来,我们是一种很自由很散漫的童年,没有学习任务,就在大自然里接受着磨练.
我父亲是乡文化站的干部,正是因为这个有利条件,才为我童年时候阅读大量书籍创造了条件.母亲等人都是农民,亲戚也都是农民.我们把农民叫做泥腿子,想想其实挺形象,常年在土里劳作,*自然是粘着泥土的,这泥腿子很形象地表达了生活在底层的一个群体的艰难和苦难.
每一个在西海固山村出生并长大的孩子,都要经历一个被生计磨砺的过程.尤其像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父母一口气生了四个女儿,在家里劳力缺乏的情况下,我们这些女孩子自然得像男孩子一样去挑起劳作的担子.我很早就学会了女孩子必须会的活儿,后来还像男孩一样承担了一些繁重的苦活儿,比如赶着牲口犁地,在陡峭的山路上拉架子车,往车上抬粮食口袋,赶着毛驴去磨坊磨面,等等,都是需要比较大的气力的.家里孩子多,土地少,那时候没有挨饿,但是吃得不好,尤其九十年代初西吉连着几年大旱,庄稼基本颗粒无收,我们姐妹都在县城上学,家里开支很大,在一段时间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和别的八零后相比,我们西海固山区的孩子,真的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我们经历的不仅仅是偏僻落后,还有苦难对生命个体的考验和磨砺.后来我师范学校毕业,因为是中专学历,找不到工作,我在家待业好几年,期间嫁到了另一个山沟里给人家做媳妇,那时候开始承担更繁重的农活,因为我是一个大人了,要像每一个成年男女一样从事劳动,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相比之下,亲生父母还是比较娇惯我的,有些很繁重的活儿舍不得叫我们干,但是到了婆家,不存在这一说,我割麦子,跟着丈夫、小叔子、弟媳妇,一趟一趟,常常苦得站不起来.跟着婆婆做席面招待客人,守在寒冷的小厨房里一忙碌就是一整天,晚上洗完锅灶解下围裙,一双脚早就冻麻木了.西海固的生活,对我的考验,从一个小女孩,到大姑娘,到小媳妇,一路延续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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