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被表述和自我表述之间:当代文学中的底层形象谱系》：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当代文学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无论在文学还是社会学概念中,“底层”一词都具有某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意味.类似的如“农民”“市民”或“中产阶级”等等,其作为社会学概念与文化概念均有很大不同,作为社会学概念都很正面,但作为文化概念的“小农”“小市民”等则具有贬义.在美国批评家丹尼尔·贝尔等人的概念中,“中产阶级”的文化概念也是庸俗、平庸的同义语.而“底层”在社会学和文化的范畴中,都比较一致,至少不是相反的.
由陆学艺主编的《当代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以公民从事的职业分类为基础,以个人对社会重要资源（社会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占有程度,相对客观地划分了中国当代社会的阶层.被划分为底层的人们被认为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行政能力,在经济上只能维持一般的温饱,在文化上普遍受教育低下,缺乏表达自我的能力.拥有这样特征的人主要来自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工厂工人、商业服务人员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待业者和半失业者.这些人群,大致构成了我们社会的“底层”.
显然,这类人的构成主体说到底还是工人和农民,如果按照全国十三亿人口计算,那么这类人在中国社会无疑是数量庞大的.因此,“底层”之于中国社会的政治与文化,都是十足重要的.某种意义上,除了精英或者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剩下的也就是“底层”了.
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的分层,其*秩序的构造,在近代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发生了骤变,在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作家的笔下,几乎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旧人”形象,类似阿Q这样的角色,与传统社会中的“牛二”“郓哥”之类不同,他们具有了一种启蒙主义视角下的新的卑微属性与命运感,获得了新的文化内涵与道德力量.而王胡、小D、七斤、祥林嫂等农村人物,也分别具有了敏感的底层意味,成为了麻木的、牺牲的、在道义上值得悲悯和必须予以拯救的一代.文学研究会和左翼作家们继续了鲁迅的道路,塑造出更多农民人物,茅盾《春蚕》中的老通宝、柔石《二月》中的文嫂、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中的“旧毡帽”们,都是现代小说中典型的底层形象.
但也还有不同者：在沈从文笔下,底层仿佛并没有常见的苦难与愚昧的伴随,而是更多纯粹和干净的互现,在湘西世界,小偷是有信用的,是有情义的,湘西的偏远并没有让那里的人变得更加穷困和卑劣,反而比城里的人生活得更干净、更自在、更安定和更幸福.翠翠和他的父老,还有男友,都比《八骏图》中的“上层”和精英们更有人格和道德境界.
但上述几乎都是近代以来的启蒙主义思想的产物.很显然,中国传统社会中虽有“悯农”和少量的底层书写,类似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但并没有一个概念性的、具有固定的文化与道德含义的底层设计.即使是武大郎这样的人物,其悲剧也只是缘于其身体的畸形与性格的懦弱,缘于其以微贱残疾之躯讨了一个貌若天仙的老婆而惹祸上身,而并无“阶级”或者政治上的普遍性.王婆也同样有底层性,靠说媒拉纤赚一点钱财,可恨的也还是人性中的贪婪,而没有特殊的社会与政治含义.但在启蒙主义思想的观照下,这个似曾相识的人群,则逐渐披上了固定的政治与道德外衣,变成了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和阶层.
革命文化传承了这些观念,并将之推至更鲜明的政治高度,从中诠释出社会结构的不公正性,从而为革命提供了道德基础与社会政治依据.
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再到后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在逐渐找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体与基本政治力量的同时,也逐渐确立了针对底层与农民的基本政策.特别是《讲话》发表后,底层与具有清晰的政治与道德含义的“人民”这一概念渐行一致.在其后的关于文艺大众化的争论中,更是确立了如何表述底层的写作方法,即底层既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又有受压迫的一面.由此我们就看到了新的写法：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灵泉洞》等小说中,底层分化出了先进的和落后的两种人物.
在更晚一些的作品中,政治的界限更加明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最革命的正是来自最底层的农民,外号“赵光腚”的贫农赵玉林,不止有坚定的革命意愿,在道德情操方面也是完全靠得住的.在与地主韩老六和土匪武装的战斗中,他负伤牺牲,成就了其革命、牺牲和成长为英雄的一生.当然,另一些人物也同样具有底层的属性,但又有游移不定的性质,比如老孙头的油滑与自私,老田头的懦弱与摇摆,也都有生动的体现.这类角色与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二诸葛”,以及后来50年代的《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和“吃不饱”们相似,似乎传承了新文学中的某些因素,政治含义不那么明晰,因而也显得更为真实丰富,有艺术魅力.
在柳青、梁斌这些50年代的代表性作家,以及60年代的浩然等具有意识形态标杆性质的作家笔下,底层农民的概念化趋势逐渐被强化了.朱老忠、严志和、老套子等都源于底层农民的觉醒,连新一代革命者梁生宝、萧长春等,也都是典型的由穷苦农民的后代成长而来.底层人民基本上就是革命主题的基本载体了.
只有少數作家会写出“例外”,在孙犁的《铁木前传》一类作品中,会出现“小满儿”这种人物,她在经济上或许并不是最底层的,但在社会地位上却是最边缘的,其寄人篱下的生活并没有使她变成可怜的、或者天然革命的人物,而是使之变成了具有“狐仙”意味的传奇人物,几乎成为那个时期偶像式美少女的奇葩版,或者“变形记”式的一个符号.当然,这几乎属于例外的情况了——是革命时期文学的个案和孤例.
结束后,当代中国社会迎来了新的变革.随之小说中也出现了久违的底层人物形象,这是社会学与政治学规则松动、文学常态视角回归的结果.在高晓声《李顺大造屋》中,李顺大最终实现了他在大跃进、在时期都没有实现的造屋梦想,生活似乎有了质的变化.这样的作品非常婉转地揭示了历史的误区,但对于现实的变化,则不免有些过于乐观了.底层摆脱贫困的道路其实还十分遥远,过程也不可能如此顺利.在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作者的文化思考,陈奂生的物质生活有所改善,但其精神层面的尴尬与弱小,则是要经过漫长的历史来予以改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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