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语言学转向和胡适文学改良工具论的关系》：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工具论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内容摘 要：1917年前后,胡适提出了文学革命首先要解放语言工具的“工具论”观点,这种观点与现代语言哲学（“语言学转向”）高度吻合,但在事实上它与西方思潮没有任何现实瓜葛,二者是不约而同发生的两个平行事件.胡适文学改良之工具本体观,一是得之于其“历史观察”,二是来自实用主义哲学的文学运用.正如西方语言转向思潮引起人文社会科学一系列根本变革一样,胡适工具变革优先观点,也促使中国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
关键词：语言学转向 胡适 文学改良 工具论
一.胡适“文学改良”的“工具本体论”观点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期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文章提出“文学改良”“八事”：“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这些条款加之此时轰轰烈烈的废除古文、扶持白话的白话文运动,从语言“工具层面”与旧文学摆出了“决裂”的姿态.
这次带有浓厚“形式主义”色彩的文学革新运动,被胡适视为一生的得意之作,他在不同场合反复标举其“思想觉悟”的重大历史意义.在对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总结时,他说这次文学革命的主要意义“实在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因为它“一面是推翻那几千年因袭下来的死工具,一面是建立一千年来已有不少文学成绩的活工具；用那活的白话文学替代那死的古文学,可以叫做打破坏,可以叫做大解放,也可以叫做‘建设的文学革命’.”i稍后,他又强调新文学之所以是活文学,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语言工具被更新了,由死的变成活的了,“文学要怎样才能新呢?必定先要解放工具,文学之工具,是语言文字,工具不变,不得谓之新,工具解放了,然后文学的内容,才容易活动起来.”ii而在对新文学缘起进行总结时,他更进一步阐述他的“新觉悟”,并把它上升到文学史的高度,甚至是文学规律的高度：文学史的演变就是一部工具史的演变,文学史的发展就是一部语言文字的更新换代历史,“（1916年）从二月到三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我曾彻底想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等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iii一直到晚年,在唐德刚先生为其进行“口述自传”记录时,他仍然将自己的这一“觉悟”看成是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大贡献,“今日回思,在一九一六年二三月之际,我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我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同时我也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我认为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了,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iv
显然,这个“工具论”既是传统的,也带有强烈的本体论色彩,在他眼里,语言首先是一种工具,是一种表达思想的器具,但同时它又是思想本体.一方面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另一方面载体又与所载内容合二为一,甚至决定着所载内容.运用到文学实践中,在他看来,首先需要变革的不是内容,而是工具形式——工具发生变化了,形式发生改变了,思想内容也就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一部中国文学发达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亦即文学形式的变迁史,文学变革的着力之处应该在于文学形式而不是所谓的思想内容.
在过去相当一个时期内,由于受到纯粹工具论的影响,对胡适的文学改良论的意义,一直被局限在“形式主义”的范围内加以认知.那种纯粹工具论的认识,有来自传统的,但主要是来自苏联的,如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v斯大林也说,“语言是工具、武器,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vi革命导师的认识对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深远,全盘接受了这种观点,他把从变革语言工具入手的文学革命概括为“形式主义”革命,理论根据就是就是来自苏俄的思想.也正因为如此,新文学史界一直延续一种“形式主义”旧说,并并这种眼光对这场根本改变旧文学面貌的“文学改良”运动,进行有保留的甚至苛责性的评价,“五四运动开始是文字改良,他还是形式技巧方面的,以后由文字改良到文学革命,这是从形式的革命走到内容的革命,从文字技巧走到思想了.”vii显然,这种评价把思想与工具分割为二,是一种典型的内容形式“二元论”观点.
二.“工具-本体论”与“语言转向”思潮的理论关系
如果進一步追问,胡适的“工具-本体论”与现代“语言转向”思潮倒有几分精神上的相通.“语言转向”是现代哲学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一般认为,西方哲学从希腊到二十世纪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或三种模式,即是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在第一阶段,古希腊哲学的主题是本体论,探讨的问题是“存在是什么”、“构成世界的根本要素是什么”；到了近代,哲学研究的中心从本体论变成了认识论,所要探究的问题是探讨哪些东西是我们所能认识的；进入二十世纪又发生了一次根本性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它回答的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的意义等问题,viii哲学的核心议题,不再是世界是什么、世界是否可以认识,而变成了用什么来加以认识,变成了“对语言的思考”.ix当然,这次转向之后,语言哲学又演绎为多个分支,或者说发生了“多次转向”,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到了语言哲学的根本问题,比如语言的工具-本体论、言语行为理论、意义理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流派都可以视为语言哲学的衍生课题.“语言学转向”对人文社科界的影响,不单限于哲学领域,政治、文化、文学、艺术等领域也深受影响.
工具论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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