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濮存昕江河奔涌终归海》：此文是一篇濮存昕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晚9点,亚洲大酒店大堂光线暗淡,濮存昕身着深色衣服,头戴鸭舌帽,背对正门坐在大堂深处的茶座上.
或许是刚从医院里母亲的病榻前离开,抑或从话剧《李尔王》中走出肉身未久,又或许,终于卸掉心头十几年的包袱,从北京人艺副院长的名头下解脱,他眉眼低垂,目光有些散,间或黯淡微笑,肌肉牵扯皮肤,被弱光塑出松懈疲惫的明暗关系.此刻,那些他饰演过的悲喜人生都沉淀在身上.他靠着椅背,有些让人难以忽略的沉重感.
濮存昕最近一部戏是北京人艺李六乙导演版《李尔王》.排戏仅用一个月时间,他一度不信自己能背下如此多台词.“有那么一念之差,没词了,就想从（舞台上的）升降台上跳下来,假装工伤死了,或者是演不了了.有这种恶念.”他纠结,所以血压高.
演出结束,他试了两天,想断掉安眠药.“昨天晚上又吃了一板,好一点,不吃真的不行,人真的脆弱.”
濮存昕64岁了.即便为李尔王漂过的头发已染回黑色,潦草的胡子也剃掉了,仍依稀可见老人模样.
斯坦尼体验
濮存昕看过英国两个版本的话剧《李尔王》,也设想过李保田或者姜文的表演风格,“我不可能那样演.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没有,我得演我自己的东西.”
三十年前,话剧演员李默然塑造了中国版李尔王的一代经典形象.看过濮存昕的演出,李龙吟在微信上发了评论.在他印象中,父亲李默然的李尔王剧烈、 澎湃,而濮存昕的诠释却含蓄、控制力强,是“一点也不大喊大叫的一个戏”.
台上的濮存昕是由台下的濮存昕所决定的.“含蓄”和“控制力强”如今在他身上也很明显,但假如时光倒流10年,他的李尔王或许会多一些烈度.
北京人艺建院之初,便将斯坦尼体系作为表演理论基础,明确了现实主义艺术风格.斯坦尼体系是体验派戏剧理论,主张演员沉浸在角 感中.濮存昕常说自己缺“灵气”.而他在戏中的情感沉浸,除了表演技巧,很大程度上来自戲外的人生体悟.
1991年,濮存昕首次出演话剧《李白》.剧中,李白报国无门,陷入皇族嫡庶之争,蒙冤入狱被贬夜郎.38岁的濮存昕当时浑身是劲,因不能恰当拿捏分寸,台上一首《早发白帝城》用力猛烈,常把嗓子喊哑.直到十二年后的2003年,濮存昕的愤懑压抑有志难抒,让他终于读懂了李白.
那一年,北京人艺院长职位空缺,濮存昕被任命为第一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他50岁了,在舞台上已有积累,正是创作旺盛期,希望能在个人表演艺术上做些突破,本已无心管理事务.但北京人艺刚刚走过九十年代艺术创作的青黄不接,不愿为官的他想借此职位,为导演林兆华开辟更大的艺术探索空间,合力将人艺向前推一把.
在北京人艺,林兆华人称“大导”,一直是戏剧创新的主要探索者.1982年,在缺少小剧场经验和足够参考的情况下,林兆华几乎生憋出了实验性的小剧场话剧《绝对信号》.当时,中国首次出现失业潮,该剧反映的正是“待业青年”的现实问题.对国家级别的话剧院团而言,现实主义本身就是意识形态表达,社会主义出现“失业潮”,政治上,实为大胆之举.艺术处理方面,《绝对信号》有大量人物心理的展现,回忆、现实、想象,三个空间维度相互交错.剧目上演,自由尝试给“正统”话剧带来不小震荡,在秉持斯坦尼表演体系的北京人艺,围绕林兆华的多是否定意见.但林兆华对新的艺术表达形式的追求,却令濮存昕和他“情投意合”.二人合作过多部大戏,如《哈姆雷特》《建筑大师》《大将军寇流兰》等.
濮存昕不想吃北京人艺的老本,他希望能走出前辈的固有戏路,对现实主义做更深的解读和尝试.他提出由林兆华出任艺术总监,以此作为他任职副院长的条件.但他并未如愿.
林兆华当时已67岁,上级以年龄太大为由,认为其不便再担任职务.
濮存昕城府不够深,不会为官,担心北京人艺毁在自己手里.他想过“结党不营私”,大干一场,又担心哪天自己后撤害了别人.“非典”来袭,剧院停演,有二十多天,濮存昕几乎夜夜失眠.“非典”一过,剧场恢复演出,濮存昕被行政管理事务缠身,开会、汇报搅得他无法投入,拿不下台词.单位派给他的专车他一天没开过,办公室也有如囚笼,将他捆着.他心中憋闷,不得纾解,带着一纸辞职信,骑自行车送到市委,回来时一身轻松.
这一年,恰巧《李白》复排,他终于和角色合二为一.大赦后,李白拜别愤懑,豁然开朗,台上,濮存昕一首《早发白帝城》由心至口,仍 澎湃,但嗓子再没变哑.
濮存昕的辞职申请一直未获批准.“我基本没参加管理,分管我也不做.”他说他越发努力演戏,以此推掉烦杂的管理事务.仅2003年下半年,濮存昕参演《北街南院》《赵氏孤儿》《李白》《茶馆》等大戏超过百场.
“这么演戏其实不是什么敬业,赎罪呢,因为大家都看好你.”
2006年年初,他接受媒体采访,报纸上架,标题让人心惊—《濮存昕：跳进“人艺”这锅粥》.文中,他直陈北京人艺管理体制上存在的弊病,他说自己被左右掣肘,任职三年一事无成.文章合情合理地惹了祸.
北京人艺管理体制上出现的种种问题,事实上在多数国有话剧院团都存在,问题根源并不在内部.“外行”希望通过“内行”来领导院团,但内行一旦坐上“官位”,便成了体制内的“官”,束手束脚,无权可使,无钱可用,剧目选择受限,连人事也不能动.在北京人艺,问题恐怕人人皆知,但人人不敢言说.
十年前,濮存昕对媒体放话犯了忌.十年后的今天,他明显“含蓄”,“控制力强”了.
和《中国慈善家》见面时,他头发被双氧水漂过,胡须花白潦草,是李尔王的样子.记者希望能了解近十年来他在北京人艺幕后的作为,他摇头摆手.“别介,我闯的那个祸,真是轩然大波.真话得有度,该说什么就说,不该说的,把嘴摁住.”
中国大小剧场生存艰难,严肃话剧受商业化冲击,内容也受限.对此,濮存昕已没有十年前的焦躁和紧迫.“我们（北京人艺）的忧患呐,不是说明儿都揭不开锅了.挺好的,现在晚上还演着戏呢.我还一劲儿地告诫自己,别觉得只有自己对.”
濮存昕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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