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纠结于出入路上苏轼（散文）》：此文是一篇苏轼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纵读各家易传,唯有《东坡易传》让我读出了人味、炊烟味和诗味,感觉到了著作背后“有人”在“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冥会）弦歌四起,（感）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归之）辟南荒之诗境也.”
夜读《东坡易传》,我神会一纸的盎然生机、鲜活的气息、动态的情绪等像一只只调皮的兔子在文字间跳动、撒欢,带着苏轼的体温,带着苏轼“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却有憾的怨愤、不满和恨世疾俗,从历史深处穿越飞来——
只觉得东坡老汉不是在注《易》,着实在玩《易》,他不是用思维注《易》,而是在以情牵道,以情释“易”.他借《易经》向我们发泄他满腹的牢骚、不满、哀怨、愤恨等诗人的自由主义和感性渗透到学术中,是不够严肃,可正是这份不严肃,让我们看到了诗性的易注、别样的易注.因为东坡老汉正站在文字的深处“把酒问青天”,诉说着他“寂寞沙洲冷”、“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孤寂、“乱石崩云,惊涛拍岸”的愤恨、以及“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的不甘,还有“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自得等他用他本真的性情把我带进了雷霆万钧的雨幕,体认乾道神化和坤道莫测.
苏轼说他“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最终却落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的悲凄下场.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得意的一生,也是失意的一生.在失意中自行得意于其才,在得意中自行失意于其性；如此矛盾的一生,入仕为官时,逃避政治纷争
一次
又一次
主动要求外放
而在遭贬流放之时,他又那样的渴望重新回到朝廷,得以重用.
熙宁九年的中秋之夜,苏轼狂饮达旦,酣然大醉,冲着密州上空的姣月仰脸便问：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很多人以为这是苏轼想念弟弟苏辙的亲情诗篇,实际上苏辙只是他借题抒情的一个引子,就像借物引怀的一个物,借弟弟想皇帝.可以说他前后两次赴任杭州,皆因他想逃避政治斗争,自行要求外放,来个“入中达出”.作为一介儒生,儒道两家对他性格的影响,让他和众多儒生一样,携上了来自文化底色的人格分裂：出中盼入,入中盼出,一生都纠结于矛盾之中,一边追求积极用世,一边又向往道家的归隐生活,一边羡慕陶渊明,一边又想“达济天下”,所以他一生都纠结在“入世”和“归隐”的矛盾中,始终没有实现过来自心灵上的真正归隐.身处密州,心念朝廷,借弟弟想皇帝,皇帝望不到,弟弟又不在身边,政治寄托和血缘亲情都得不到慰藉,双重的人生失意使他不禁在月下“把酒问青天”,乘醉徘徊于天上人间,最后还是舍不了人间的朝廷,呐喊了一出“把酒问青天”“我欲趁风归去”的中秋诗篇.不想还没有望到朝廷,一场大祸已于悄然之间向他伸出了魔掌
一点,一点
向他逼近
他却浑然不觉
待觉时
已身陷牢房
“高处不胜寒”的感唱
变成了他性命底部的忧伤
成了他遭遇的凄凉
有人说苏轼“以独立的个性挺立朝堂”,其实只是凭着感情说对了一点.因为苏轼的三次被贬,皆因他的尊重自然本性的“个性分殊”,也就是说,没有个性,哪来共性?没有小我,哪来大我?苏轼向来主张以个性为本,共性为末,所以他看到理学家企图用“一理”主宰、同化“分殊的个性”,极为不满,就此还曾尖锐地批评过王安石：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这段批政的议论非常有名,乍一看以为是批“王文”,实则是否其“新政”,也就是说,苏轼攻击的不是王安石的文字,而是不满王安石推行以经义策论取士的科举制度.若从纯政治的角度,王安石以经义策论取士并没什么错误,朝廷用人,就是要用有治国安邦的政治人才,而非文学人才.可苏轼站在苏轼的角度,却如何也不肯接纳这种改革,不能接纳王安石以“取士”来“同化”文人的治学方向,因为他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不但在生存学上重视个性“分殊”,政治上也是十分重视不同的政见.
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因为他对王安石的新法之政,向来都是采取“痛打落水狗”的态度,实际上这种行为和心态,也是想以“一己”政见来同化“他人”之政见,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有点“马列主义口朝外”.所以在他一心力推“个性独立”时,却忘了王安石也是文人.
文人
怕人否其文
尤其是被比自己牛的角色否定,简直是就成了不可扭转的残酷定论.
可苏轼偏偏借文字否其新政,传在王安石这里,便有了一剑双攻的嫌疑,于是二人越闹越僵.和王安石闹僵,等于说和整个革新派闹翻了.正是基于此,不管后来的乌台诗案,王安石有没有参和密谋,都是跳进黄河洗不清的.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乌台”大祸从天而降.苏轼在他提倡的“不知然而然”婴儿状中,被人巫陷进大狱.命悬一线的一百零三天,日夜受审,心里肯定是排山倒海,越想越觉得“死生祸福”是命！但又说不明白,只觉得身陷绝境,又倍受摧残凌辱,“自度会死狱中”,于是他便在绝望中写了一首相当遗书的诗歌：“和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世未了情”.这首诗真是写给弟弟苏辙的,可是在他生死一线之际,救他出囹圄的却不是他的弟弟,而是他的仇人王安石.
当时王安石正处在“众疑群谤”之中,日子也不好过.宋神宗迫于皇亲贵戚和保守派的压力,于1074年四月不得不免去他的相位一职,将他调任江宁,当了一个小小的知府.听说皇帝要斩苏轼,王安石急了,上书劝说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苏轼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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