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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众化”思潮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是个一以贯之的潮流,虽然左翼文学界的文艺大众化是从批判“五四”文学开始的,但作为大众化运动的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的周文在文学的根本问题和原则问题上,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他提出文学要面向大众,要使用“活”的语言,而且还利用自身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公文改革,实现了“五四”未竞的事业.
[关键词]“五四”新文学；周文；文艺大众化；继承和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09)03-0104-04
近年来,随着周文研究的日渐深入,周文和文艺大众化这一论题引起了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兴趣.其中,既有对周文推进文艺大众化相关史料的细致梳理,又有对其文艺大众化思想的深入分析.这些研究使得周文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作为重要的开拓者和组织者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得以逐步呈现.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文艺大众化’这个口号是1930年春天提出来的”,但大众化思潮却是中国近现代文学中一个一以贯之的潮流.因而从史的角度梳理中国近现代文学大众化的历史,并以此为背景来论述周文的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主张,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周文“大众化思想”的价值和意义.
一、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大众化思潮
受近现代政治、文化的规约,中国文学在19世纪末就隐含着大众化的指向.在晚清的政治危局中,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严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当时的大多数下层民众却又毫无基本的文化素质,因而如何使普通大众认清自身的救国之责,就成为摆在主张经世致用的士大夫面前的首要难题.那么怎样才能通向一条快捷的启蒙之路呢?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把目光投向了小说.康有为在考察了上海书店的销售情况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中教育民众的方法后,较早地把目光投向了小说,“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梁启超号召小说改良,更发扬光大了康有为的思想.在著名的《论小说和群治之关系》中,他极富鼓动性地在开篇第一句就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原因在于他看到“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由此,他们发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小说界革命,使小说这种原来为士大夫不耻的末技、小道,一跃而成为文学之最上乘.除此之外,他们还在文体上进行了逐步的更新,力求为大众所能读,为大众所乐读.最有成就的要算以“新文体”而名动天下的梁启超.从创办《时务报》迄于《新民丛报》这10年左右的时间,梁启超创作了大量的报刊文章.这些文章“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等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号称为“新文体”.这种“新文体”,在当时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反响,被誉为“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并为梁启超赢得了“舆论界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等美誉,一时模仿者蜂拥而起.
不过,尽管形成了相当的声势,并产生广泛的影响,但这种文艺大众化和其说是一种有纲领有目标的运动,不如说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正如胡适所说,这些作为提倡者的“士大夫始终迷恋着古文字的残骸,‘以为宇宙古今之至美,无可以易吾文者’.但他们又哀怜老百姓无知无识,资质太笨,不配学那‘宇宙古今之至美’的古文,所以他们想用一种‘便民文字’来教育小孩子,来‘开通’老百姓.”.这样,在这些士大夫的意识深处就把社会分为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
文艺大众化的第二阶段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中系统总结“五四”新文学时,就明白说：“简单的说来,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
周文在1930年代以后参加的文艺大众化应该属于大众化思潮的第三阶段.这一次不仅明确提出了“大众化”的口号和方向,而且涉及的范围也更为宽广正如周文在《大众化运动历史鸟瞰》中的总结一样：“音乐方面,也走上了大众化的道路,开始出现了聂耳先生等的新兴的大众歌曲,后来,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也都提倡大众化,如像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顾均正、高士奇、董纯才先生等的自然科学小品,刘薰宇、庶谦、廖甲先生等的通俗数学讲话.而把政治问题大众化,是邹韬奋先生等的《大众生活》,和柳湜先生等的《读书生活》等等.教育的大众化,则有当时陶行知先生等所提倡的生活教育,他们还出版了一些通俗的儿童读物和工人读本等等.以上这一切都在各自的部门里面开辟了自己的道路,推广了大众化的范围到整个文化领域,在群众当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
二、周文对“五四”新文学方向的继承和发展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提倡中,开创了中国文学新篇章的“五四”文学却作为文艺大众化的反面而受到激烈的批判.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提出,今后的文学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为原则”,把“文学的大众化”作为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而其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要“在知识青年小资产阶级群众之中进行反对一切反动的欧化文艺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把斗争的目标指向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党内负责文化工作的瞿秋白也接连发表多篇文章,一再指责“五四”新文学的“欧化”倾向,说“五四”新文学“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换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因而认定所谓“五四”以来的“新式白话”以及新文学是—种“非驴非马”的东西.不过,仔细比较“五四”新文学的理论主张和左翼文学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相关论述,我们会发现其实两者并没有如论争中表现的那样势不两立.左翼文学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其实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视为“五四”新文学有关理论主张的继承和发展,这种关系在周文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相关论述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一)文学要面向大众
正如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急先锋胡适在为《申报》创刊50年而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系统总结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在50年之中的发展.在细致梳理了19世纪末古文范围内的革新运动之后,他指出,无论严复、林纾还是章炳麟、梁启超,他们虽然努力革新古文,不再一味拟古载道,使其在表情达意方面有所突破,但因为形式和语言的限制,这些革新的古文仍然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他们究竟因为不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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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继承和为关于新文学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现代文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