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王彝文妖说考论》：此文是一篇彝文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摘 要：王彝以《文妖》一文开启了批判杨维祯“铁崖体”诗风的先河.然而关于此文的写作时间一直没有研究者仔细考究.梳理王彝遗文,可推断出《文妖》写于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春夏王彝被围苏州北郭时期,针对杨维祯“香奁”诗歌而发,是站在理学立场上对“文”的自觉维护.比较王彝与杨维祯诗学观念的异同,亦可知王彝“文妖说”与“节情说”均意在纠正元季吴中趋向铁崖体的文学风气.王彝独立不惧之批判精神对于吴之嘉定的文统、学统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他开创了嘉定独特的实学实行之品格与风气.从此,“渊源古学、不逐时好”成为明清时期嘉定文人的共同追求.
关键词：王彝；文妖说；杨维祯；诗学观念
作者简介：刘霞,女,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讲师,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4-0142-09
在众多研究元末明初文学现象、思潮、社团的文章中,均涉及王彝攻击杨维祯为“文妖”一事,但都数语带过,只是作为反对雄霸东南文坛的“铁崖体”流派的偶一举例,关于王彝生平及思想的介绍均较简略,大多沿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断语.这自然与其遗文甚少有关,却也反映出学者们还未充分认识到王彝在吴中文学演变过程中的作用.近几年来,虽有研究者撰文论述王彝的“节情说”、“文妖说”与明初吴中文人诗学思想转变及与明初文学批评风气之关系1,但都认为《文妖》一文作于明初,旨在为建设明朝文学典范而服务.笔者不同意此种立论和观点.通过仔细考索王彝的四卷遗文,笔者认为《文妖》写于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春夏王彝被围困苏州时期,具体针对杨维祯“香奁”诗歌而发,是站在理学立场上对“文”的自觉维护.此外,就王彝的诗学思想来看,“文妖说”的理学内涵只在于纠正元季吴中地区“群趋而竞习”的铁崖文风的倾衍,而非为任一王朝的政教服务.王彝的学说与其独立不惧之批评精神对吴之嘉定文统、学统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他开创了嘉定独特的实学实行之品格与风气,从此,“渊源古学、不逐时好”成为明清时期嘉定文人的共同追求.由此可见,“文妖说”有着重要而鲜明的地域意义.
一、“文妖说”的提出
元末,杨维祯成为东南文坛的领袖.宋濂《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称：“元之中世,有文章巨公起于浙河之间,曰铁崖君.声光殷殷,摩戛霄汉,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余年乃终.”[1]（卷十六）从杨维祯“五十狂夫心尚孩”（《又湖州作四首》其二）[2]（P253）、自号“铁笛道人”[3]（卷二《铁笛道人自传》）而名噪天下时算起,他至少执元末文坛牛首二十年.杨维祯尝云：“吾铁门能诗者南北百余人”[4]（P127）,以“铁门”概述从游者之众,张天雨、李孝光推其诗曰“铁雅”[5]（卷十《冷斋诗集序》）,皆说明他在吴越文坛上的盛名和强大影响力.杨氏颇多惊世骇俗之举,最遗诟于士林的便是鞋杯行酒之癖[6]（卷二十三《金莲杯》）.可此举在当时却见诸诗赋、传为佳话,甚而朋友、后生竟以鞋杯为题相互酬唱,以为名士风流.就在杨维祯侨居云间、往来吴下,铁崖体风靡吴中之际,王彝写了《文妖》一文,是文坛上首次批判杨维祯诗风的檄文,全文如下：
天下之所谓妖者,狐而已矣.然而文有妖焉,又有过于狐者.夫狐也,俄而为女妇,而世之男子有不幸而惑焉者,皆莫不谓为女妇,而相与以室家之道.则固见其黛绿朱白、柔曼倾衍之容,而所以妖者无乎而不至,故谓之真女妇也.虽然以为人也,则非人,以为女妇也,则非女妇,盖室家之道之狡狯以幻化者也.此狐之所以妖也.
文者,道之所在,抑曷为而妖哉?浙之西有言文者,必曰杨先生.余观杨之文,以淫辞怪语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顾乃柔曼倾衍,黛绿朱白,而狡狯幻化,奄焉以自媚,是狐而女妇,则宜乎世之男子者之惑之也.余故曰：会稽杨维祯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至于杀人之身,而文之妖,往往使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焉,其足以为斯文祸非浅小.文而可妖哉?然妖固非文也,世盖有男子而弗惑者,何忧焉?[7]（卷三）
“文妖”一词早已有之,并非王彝首创.唐代李肇《唐国史补》将造谤和传奇之文、薛涛和能文的家僮视为“文之妖”[8]（P55）.之后,朱熹《学校贡举私议》将那些不读六经之本文与先儒之传注而只讽诵模仿科举中选之文、沽名钓誉的治经人称为“经学之贼”,将他们所作的剽窃模拟的时文称为“文字之妖”,视之为戕害“道”与文章学术的蠹贼.[9]（卷六十九）朱熹首次将“文妖”一词与治世、理学联系并对立起来.而后,周密论《太学文变》时将咸淳之末年“奇诡浮艳、精神焕发、多用《庄》《列》之语”的太学“变体”称为“文妖”[10]（P5738-5739）,这同样是要求文辞和思想必须与儒家思想在价值*上保持一致.王彝“文妖”一词的内涵,沿袭了朱熹和周密对于文章内涵的理学性规定,有浓厚的道学意味.这与他成年前的求学经历有关.都穆序《王征士常宗集》云：“（彝）尝读书天台山中,师事孟长文氏.长文盖兰溪金文安公弟子,故先生之学远有端绪.”[7]金文安公是金履祥,孟长文乃孟梦恂.缘此,四库馆臣进一步指出王彝“本真德秀‘文章正宗’之派,故持论过严,或激而至于已甚”[11]（P2269）.真德秀是朱熹的私淑弟子,《文章正宗》于诗赋一类去取甚严,以世教民彝为主,仙释、闺情、宫苑之类皆不取.由此可知,“文妖”说的提出远有学派背景,有浙东金华学派理学思想和诗文观念影响的痕迹.
王彝归纳杨维祯之文为“狐”为“妖”的根本原因是他“以淫辞怪语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表现出的风格是“柔曼倾衍,黛绿朱白,而狡狯幻化,奄焉以自媚”；导致的后果很严重,“往往使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焉,其足以为斯文祸非浅小”.元代意识形态是理学,“斯文”显然是在理学笼罩、指引下承载仁义、名实、先圣之道的文章.王彝并没有对杨维祯的诗文发表具体的文学批评,只是以形象化的比喻鞭辟入里地指出杨氏柔曼倾衍的文风巨大的负面作用,即其会惑溺、坑害世道人心.可以说,他是站在道统的立场上来反对铁崖体流派之文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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