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钱起集校注一部具有开拓意义学术专著》：本论文主要论述了学术专著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王定璋先生是国内著名的文史专家,其研究范围之广、内容之深、成果之丰、影响之大皆有目共睹,享誉学林.特别是他对唐代文学的研究更是成果丰硕,见解独到.最近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他的《钱起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一书是在其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钱起诗集注》的基础上,增益钱起文章注和钱起简谱而成的一部颇具开拓创新意义的力作,值得品读.
全面深刻、见解新颖是《校注》一书最显著的特点.钱起是大历十才子之一,是盛中唐之交承上启下诗风转变的代表性作家,今存诗四百二十余首,数量比较可观.这样一个重要诗人,由于历史资料记载较少,故未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历史上人们对他诗歌的评价也是毁誉不一,颇有争议.近年来,研究钱起及其诗文的人逐渐增多,成果渐丰,如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中的《钱起考》,就对钱起的生平经历及诗作进行了考证辨析,颇有开创之功.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中《台阁诗人创作论·‘大历十才子’之冠——钱起》《钱起生平系诗补证》等篇章,结合中唐诗坛的具体情况对钱起诗歌进行了论析,亦有独特之见.此外如雷莎《论钱起的山水诗——兼论唐代山水诗的盛中代变》（《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4期）、段莹《钱起的学道经历和对道教非生命物质诗歌美学的开拓》（《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等文章也从不同的方面对钱起及其诗文进行了探讨.但总的来看,这些论著或重在考证,或重在题材,皆偏于一隅,未能顾及全人全篇,缺乏系统和全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王定璋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便以钱起及其诗文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殚精竭虑,沉潜其中三十余年,从校勘文字、考辨真伪的基础工作做起,进而注释原作、系事编年、撰写年谱和专题论文,最后完成了四十二万余字的煌煌巨著《钱起集校注》,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校注》共分三大部分,首先是对钱起诗文的校勘注释,这是全书的主体部分.其校勘异文,择善而从；注释原文,细致精准；征引材料,翔实可靠,颇见作者功力.其次是附录部分：“传志”和“时人酬唱”意在提供人们认识了解钱起生平经历及交游情况,“诸家评论”收罗自唐至清人们对钱起其人其诗的论析评价,《重出诗考辨》《诗作系年考》及《钱起简谱》更是依据史实,辨析真伪,提供人们知人论世,准确认识钱起诗文的可靠依据,材料丰富,是全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是《钱起诗评价》（代前言）,这是全书的点晴之处.著者不仅全面系统地探、讨论析了钱起的诗文创作,而且独抒己见,在很多方面提出了自己超越前人的新颖之见.如著者根据钱起的生平经历把钱起的创作活动分为三个阶段：“即：及第前的求仕和漫游（天宝十载前）；沉沦下僚时期（天宝十载至广德元年）；入省为郎至谢世（广德元年至建中年间）.”并分别深入地论析了这三个时期钱起的诗歌创作,不仅明白清晰地理清了钱起诗歌不同时期题材内容的发展变化,而且探寻了钱起诗歌在思想艺术上对前人的继承和借鉴.作者以文本为依据,溯源探流,条分缕析,事实充分,说理深透,不乏真知灼见,故而为学界所认可.再如著者认为“钱起的创作活动经历了从盛唐到中唐的转捩时刻”,其诗歌表现出了这个转捩过程中的鲜明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特色,那就是“幽深婉转,清赡流丽”,“圆润精雅,工于造句”,“新奇研炼,简淡自然”,是“属于艺术造诣高于思想境界的诗人”；他的诗歌“许多篇章（半数左右）思想性一般,但内容也还健康,格调高雅,艺术上却有独到之处.”这就从对钱起诗歌的解读中提出了自己的独特之见,言前人所未言,深刻新颖,不失为颇有开拓意义的一家之言.
校勘精审、注释准确是《校注》一书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校勘精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慎选底本,精校异文.钱起诗集,历代集录,皆为十卷.据万曼《唐集叙录》,知北京图书馆“有校旧钞本”,而“刻本,未见有宋元旧椠著录.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云：嘉靖间有卢龙渊刻本七卷.钱塘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二十四,有一明活字十卷本,记云：‘右活字本,亦十卷,分五古、七古、五律、五言长律、七律、五绝、七绝,较席刻尤为整齐等’所谓席刻,清康熙间席启寓琴川书屋刻《唐人百家诗》本也.”《四库全书》著录有内府藏本,亦为十卷,但“所编甚驳”,万曼认为“考功诗亦有待精校矣.”定璋先生《钱起集校注》就选择了时代较早而又“尤为整齐”的“以《四部丛刊》影印明活字本《钱考功集》十卷本为底本”,这就保证了底本的质量,为“精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将底本“和《全唐诗》所辑诗互校,同时参照《唐人选唐诗》《文苑英华》《唐诗品汇》《唐诗百家全集》等”,精心比对,列出异文,斟酌取舍,择善而从：如《校注》卷四《裴迪南门秋夜对月》中“月满谢公楼”句,校云：“月满：《中兴间气集》作‘月上’,《极玄集》作‘独上’.”列出异文,未作判断,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判断.而同诗“鹊惊随叶散”句就不同了,校云：“鹊惊：原作‘鹤惊’,从《中兴间气集》《极玄集》《又玄集》等改.”不仅列出异文,而且择善而从,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并指出其根据.这体现了作者对待异文既审慎严肃,不妄作结论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又眼光敏锐,敢于担当的灵活的做事风格.二是分类编排,去伪存真.《校注》一书在精校异文的同时,还依据《四部丛刊》本,“按诗体编次”.原集所缺诗篇,则据参校诸本补入,并注明来源,以便读者查勘比对,如《校注》卷一《送元使君》一诗,“此诗原集不载,此据《全唐诗续编》补入.”再如《校注》卷九《蓝田溪杂咏二十二首》注云：“原阙,据《全唐诗》补.”同卷《伤秋》诗注云：“此诗原集未录,据《全唐诗》补入.”正因为如此,《校注》一书无疑是目前收集钱起诗歌最为全备的精品之作,其功不可没.但著者对全集编排并非毫无保留地全部照搬,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底本编排作有适当的改变,如“原集卷九《江行无题一百首》系钱起曾孙钱之作”,前人早已考辨证明,《校注》一书则将其编入附卷,并将“原集卷十（钱起五、七言绝句）改为卷九,以示区别”.其他混入钱起集中的唐代旁人之作,则一仍其旧,但却在“有关题注中略加说明或辨析.”如《校注》卷四《蓝上茅茨期王维补阙》一诗,校注云：“此诗复出于《全唐诗》卷一百三十九储光羲名下.又赵殿成《王右丞集注》辑录此诗,署名储光羲.按王维为补阙乃开元晚期事,其时钱起未沾一命,且年未满三十,岂能在长者王维前妄称‘老年’?此诗当为储作羼入钱集.”在依照底本的同时,又指出其是“羼入”的他人之作,考辨虽简明扼要,然事实充分,颇有说服力.《校注》一书注释亦精炼准确,颇有特点.注释地理,则多用我国现存最早而又较为完整的地理总志——唐代李吉甫所撰的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图志》.如《校注》卷一《东阳郡斋中诣南山招韦十》诗中之“东阳”,注云“《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东阳县,望.西至（婺）州一百五十里.本汉乌伤县地,垂拱二年分义乌县置,取旧东阳郡名也.’其地即今浙江省东阳县.”再如《校注》卷四《和蜀县段明府秋城望归期》诗中之“蜀县”,作者在注明“即华阳县,其地在今四川成都市东”后,就引《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一加以说明.以当时人所著释当时地名,可信度更高.注释人名,若钱起当时之人,则往往引用时人诗文以作依据,并参考今人研究成果作出判断.如《校注》卷三《送邬三落第还乡》诗中之“邬三”,注云：“邬三：邬载.天宝十三载登进士第（《唐才子传》《登科记考》）等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全诗四函钱起《送邬三落第还乡》,《纪事》二十七均以为邬载,《钱考功集》七作邬戴,古载、戴通用,实一人也.’按刘长卿亦有《过邬三湖上书斋》诗等亦即此人.”或引用史书进行说明,如《校注》卷二《送李大夫赴广州》诗中之“李大夫”,注释在指出其是“李勉”之后,又引《新唐书》本传及《旧唐书·代宗本纪》和杜甫《衡州送李大夫七勉赴州》等相关材料进行说明,最后得出结论：“则此诗为钱起大历三年在长安之作.”诗史互为补充,征引可靠详实,则所注更为可靠准确.若注前代古人,则据有关典籍作简明扼要的解释,如《校注》卷一《同李五夕次香山精舍访宪上人》中“远公方觏止”句中的“远公”,注云：“东晋高僧”；又引《神僧传》六对远公作简要介绍后注云：“此以远公比宪上人.”这对读者准确理解全诗亦颇有助益.注释官制典章,则多据正史及相关典籍.如《校注》卷二《登胜果寺南楼雨中望严协律》诗注“协律”云：“掌管音乐的官员.《新唐书·百官三》：太常寺设协律二人,正八品上,掌和律吕.”又《校注》卷一《蓝溪休沐寄张八给事》诗注云：“休沐：官吏休假沐浴,即例假.唐制：十月一休沐,称为旬休（《唐会要·休假》）.给事：官名,即给事中.门下省属官,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察弘文馆缮写雠校之课（《新唐书·百官志》）.”皆依史书典籍记载,持之有据,准确严谨.注释使事用典,则多据经史子集,指出其最早的原始出处,进而解读其诗中旨意.如《校注》卷一《卧疾答刘道士》诗“羽人寄柴荆”句,注云：“羽人,《楚辞》屈原《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注》云：《山海经》言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或谓仙人穿羽衣,故称羽人.此指刘道士.”既明其源,更释其意,简要清晰,颇为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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