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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缕浓浓的咖啡的焦香味,越过岁月的蒙尘,沉沉地坠落在我的心中.
这是20多年前的一次偶遇.为了追寻一首民间流传的长篇说唱《过番歌》,我们来到这座叫作善坛的闽南山村.闽南濒海,但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听到涛声,像我们现在正要进入的这座村子,就深藏在一片大山之中.尽管山路崎岖,百多年来,仍有一条曲曲折折的山路,把山里人引向大海,引向那个凝结了我们几辈先人心魂足迹的渺渺的异国他邦.
我们已经在这片山海相间的闽南土地上,流连了半个多月.我们走进一座村子又一座村子,在榕须纷拂的晒谷珵,在青瓦红砖的农家大厝,一曲又一曲地听着乡间老人为我们演唱那些如晨霜夜露般即将消失的过番歌谣.他们互相提醒着,订正着,补充着,像咀嚼着自己生命曾经的每一个细节,一首又一首地把这些流传了几代人含着辛酸和苦涩的谣曲,从岁月的深处挖掘出来,曝晒在今日榕荫下斑驳的阳光中.
半个多月,我们就沉浸在这种如梦如幻的往昔追寻中.
这次寻访,源自于一脉遥远的因缘.20世纪60年代,一位法国的青年汉学家施博尓来到台湾做道教的科仪研究.他的有心让他走遍大半个台湾,并收集了大量流传于民间的歌仔册唱本.他在《台湾风物》上发表了一篇《五百旧本歌仔册目录》,引起台湾学界的注意,研究歌仔册便从寂寞中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由厦门会文堂刻印于清末民初、署名“南安江湖客辑”的300多行唱本《新刻过番歌》,就是其中的一种.施博尔回到法国,将这部用闽南方言写成的长篇说唱,介绍给专事研究东南亚文化的同事、法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苏尔梦教授和她的先生、法国远东学院院长龙巴尔教授.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以18世纪贵州夜郎国作为学位论文的苏尔梦和她的夫婿龙巴尓,携带这部唱本,来到福建社会科学院寻求翻译.因缘际会,我有幸接下这份工作,并开启了我后来关于过番歌资料的捜集和研究——此是后话.1989年8、9月间的这次闽南之行,便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一行——一对法国夫妇和一个闽南汉子,穿梭在20世纪80年代还少有异邦人迹的闽南乡间小道,自然惹人眼目.龙巴尔本有几分贵族血统,但他一身牛仔加衬衫的打扮,却也朴素平实,只有他衬衫领口间常围着的一条绸质彩色围巾,才透出几分法国男人的潇洒浪漫；自称是农村出身的苏尔梦,在印度尼西亚住过几年,最为适应这个环境,有时甚至还赤著脚和尾随的孩子打闹.只是连着十几天整日泡在闽南铁观音醇厚的茶香里,开头还不断称赞,渐渐却显出有点不适,私底下悄悄地说：如果有一杯咖啡就好等
我们最先来到南安县,这是施博尔收集的《新刻过番歌》的出产地.这首长篇说唱描述一位破产农民迫于生计漂泊南洋的故事.故乡难离亲情难却,他一步一回头地循着由南安至厦门洋船之所经路线溪尾——岭头——官桥——安平,叙述沿途景致,唱出心中的不舍、无奈和茫然；七天七夜大洋波涛的喧吼,将这个孤独无助的落番者,送到举目无亲的异国他邦.人地的生疏和谋生的维艰,让他尝尽了更甚于大洋波涛的起落人生和命运波折.无尽的乡思之苦和现实的谋生之难,终于让他悟出了“劝恁这厝那可度,番平千万不通行”.“过番歌”保留下万千蹈海落番者的一份失败的人生记忆,是表面敷着金光的“番客伯”们背后都曾经历过的那份酸辛.它在18、19世纪以长长短短的歌谣和不断衍生的异本,在民间广泛流传,正是那段历史夕照斜阳般即将退去的一个证明.
当一拨又一拨老人围坐在月色皎皎的晒谷埕上,或者红砖大厅摆置祖宗牌位的香案前,用苏武牧羊调、孟姜女哭长城调或者歌仔戏的杂念调,断续地哼着这首传唱百年的古旧谣曲时,他们幽幽的眼神和苍凉的声音,令人难忘.就是在这样的座谈中,一位从安溪卖茶到南安的老人不经意地说起,安溪也有一首《过番歌》,小时候他听过,比南安这首还长,是从安溪一路唱到南洋去的.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正是这不经意的一说,让我们一路从南安追踪到安溪的善坛来.
善坛在上安溪,是个山区.我们走在村中,总感到脚下不断在上山下山.闽南人下南洋,应当是从靠海的人家开始.濒海的人生,习惯了波荡涛涌,由近海捕捞、养殖走向远海经营,乃至落番谋生,都顺乎自然.然而当这种越洋走海,发展向深深的内山,成为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潮流,可见为命运驱遣的人生推力,有多么强大.深藏大山之中的善坛,变成了著名的“侨乡”,这背后藏着多少辛酸和无奈,只有这一命运的亲历者才能体味.
七八位老人应邀来到村中的一座小楼.底层还堆着刚收割的稻子,溢满了庄稼的清香；楼上是一个敞开的厅屋,像是昔日留下的村委会办公的地方,四壁还留着残破的标语,如今成了老人闲聚和年轻人玩乐的场所.几位老人都有过过番的经历,大约也都像《过番歌》的主人公那样,饱尝了谋生的艰难和乡思之苦,才毅然返回家乡.他们对这首流传在安溪的四百余行的《过番歌》十分熟悉,仿佛一句句唱的都是自己.唱词中有期待也有失望,但更多的是苦涩.他们沉浸在回忆之中的那种五味杂陈的神情,深深感染了我们.曾经在印度尼西亚三年采录华人寺庙和墓志碑铭的苏尔梦,有着特别强烈的感受.华人谋生异邦,并非全都落荒而逃.少数侥幸获得成功的人士,他们创业发家的传奇,大多留在传说和故事里；而铭刻在更贴近百姓人心的民间谣曲,表达的几乎全是伤心、悔恨和苦痛.历史将怎样看待这份沉在底层的民间记忆,全面而正确来讲述这个被表面金光敷满了的过番故事?
这个座谈会实际上是个采风会,虽然和会者没有一个能够完整地唱完这首长篇歌谣,但他们互相提醒、补充,终于能把400多行唱词回忆得 不离十.特别引起我们极大兴趣的是唱词的最后两句：“要知此歌谁人编,去问善坛钟金仙.”
历来民间歌谣、特别是长篇说唱,都是在流传中经不同传唱者不断地丰富、补充、修正而最后完成的集体创作,很难像文人作品那样有专属的作者.那么这位被明白写进唱词里的“钟金仙”（“仙”是一种尊称）,究竟是谁呢?是这部长篇歌谣的最初创作者,还是在它的流传成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传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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