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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这部新书的主要部分是他的演讲.我听过他在法国普罗旺斯大学、德国爱尔兰根大学、韩国汉阳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华文盛会（新地杂志主办）等处的演讲,还和他在香港共同进行过一场题为“走出二十世纪”的对话.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时,我喜欢听他说话,那时,我和刘心武可能是他的最好听众.心武说,听行健说话,如闻天乐.我也有此感觉.出国后,山高水远,各居一方,还是喜欢听到他的声音,除了在电话中交谈之外,我还特别留心他的演讲,并搜集和阅读他的每一篇演讲稿.我喜欢听他说话、演讲,原因极为简单,因为他的谈论很有思想,而且思想又是那么新鲜、那么独到.在当下缺少思想的世界里,他的每次演讲,都如空谷足音,给了我振聋发聩的启迪.他醉心于文学,认定文学才是自由的天地,一再劝告作家不要从政,不要误入政治歧途,但他自己作为一个具有普世关怀的作家,却从不避世,而且总是直面人间的困境发表意见.而这些意见既“充分文学”又不仅仅是文学,他触及的是时代的根本弊病,是世界面临的巨大问题,是人类生存的种种困局.我曾说,有胆有识,二者兼备方能构成境界.而高行健正是这种兼备者.他身处海外,早已走出精神囚牢,得大自在,也早已无所畏惧,绝不俯就任何政治集团和利益集团.既不迎合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胃口,也不迎合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胃口（包括不迎合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胃口）,只发出个人真实而自由的声音.其言论的胆魄众所周知.“胆”之外是不同凡响的“识”.我把“识”分为五个层面,即常识、知识、见识、睿识、天识.他的演讲不仅处处有“见识”,而且蕴含着许多睿识和天识.我本身是个写作者又是个思想者,对“思想”和对“语言”都有感觉,二三十年来,我被高行健打动的正是他的思想和他的语言.但能进入我心灵深处的,还是他那些抵达当下世界精神制高点的新鲜思想.
如果说“冷观”是高行健的文学特点（这一特点使他创造了“冷文学”）,那么,可以说,“清醒”则是高行健的思想特点.我本想用“深刻”二字来形容他的思想,最后却选择“清醒”这一关键词,是觉得无论是他的“冷观”,他的写作,还是他的演说,都有对世界、对人性、对文学的极为清醒、极为透彻的认知.这种认知,就像犀利的宝剑,一下子穿透事理的核心,事物的本质.我常为之震撼.记得刚出国时,我还在为远离故国而彷徨的时候,他就斩钉截铁地告诉我：“逃亡正是自由的前提”.由此,我才产生“美学逃亡”而非“政治逃亡”的思想,更是赢得告别政治牢笼的大快乐.这之后,他又写出剧本《逃亡》,剧中的哲学主题是：人可以从专制的阴影中逃亡,但最困难的是如何从“自我地狱”中逃亡.这种地狱,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即使你走到天涯海角,它都紧跟着你.这是何等清醒的思想?人贵自知之明,但自知之明绝非易事.如果不是读柏拉图,那我就会身处“洞穴”之中而不自知；如果不是读鲁迅,那我就会身处“铁屋”之中而不自知；如果不是读高行健,那就会身在“自我地狱”之中而不自知.现在有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其问题恰恰是缺少“自我地狱”的清醒意识.不知自身燃烧人性的 ,内心一片浑浊,却要充当“救世主”并把自己打扮成“社会正义”的化身.高行健的清醒,则是诉诸个人的良知,正视自身“恶”的无限可能,不以标准化、权威化的“社会良心”自居.他一再批评尼采,拒绝“超人”和“权力意志”等理念,认定这是欧洲十九世纪最后的浪漫.他拒绝尼采而推崇卡夫卡和慧能,其背后乃是他对“人”和“人性”的清醒把握.他认定,“超人”、“大写的人”并不真实；倒是回归“脆弱人”、“平常人”,正视人性的脆弱、荒诞、黑暗,才是人类“自救”的起点.
高行健不仅对“人性”具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对世界、对人类生存环境、对文化走向等,也有极为清醒的认识.只要读一读本书中这些演讲以及相关的谈话和文章,我们就会明白,他给当今世界提供了一些全新的睿识.这些睿识,可概括为下述三个基本点.
第一,“世界难以改造”（但可以理解）.高行健提出“世界难以改造”的观点,挑战的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乌托邦思潮和革命思潮,而首先打破的是中国大陆流行的习惯思维和一贯性思维.高行健和我这一代大陆知识人,从小就接受“改造世界”的宏大理念,也可以说是“抱负”和“使命”.这一理念付诸实践,产生的是乌托邦狂热和暴力革命崇拜,以为革命可以改变一切,甚至以为文学艺术也应该革命,而革命文艺也可以改造世界.和此相应,便在各领域中“推翻旧世界”,将前人一概打倒,将文化遗产统统扫荡.高行健是我认识的同一代人中,第一个清醒地放下“改造世界”的重负,从而也放下文学可以成为改造世界之奢望的思想家.高行健一再强调,文学只能见证历史,见证人性,见证人类生存条件,而不能改造世界,改变历史,所以文学不应当以“社会批判”为创作的出发点.倘若以此为出发点,只会使文学降低为谴责文学、黑幕文学、党派文学、倾向性文学,变成政治意识形态的形象注脚或形象转述.正是因为放下“改造世界”的妄念,所以高行健既反对政治干预文学,也反对文学干预政治.总之,认定放下“改造世界”的理念重负,才有自由.
第二,“时代可以超越”.认识到世界难以改造的高行健并不避世,也不悲观.他明确表示,文学应当关注社会,乃至关注种种社会问题.尽管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时代的条件和社会环境,但可以唤醒人的觉悟,可以超越时代的制约,也即时代所形成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制约.政治当然免不了权力的角逐,经济当然逃不脱利润的法则,人类社会离不开这些功利的活动,但文学却可以超越这些功利,而且可以置身于功利活动的局外,退入边缘而成为潮流外人.这就是作家诗人能作出的选择,在时代潮流中独立不移,自鸣天籁.既不从政,也不进入市场；既不接受任何主义,也不制造新的主义和新的幻相.文学可以为时代所不容,但它恰恰可以超越时代去赢得后世的无数知音,这便是文学的价值所在.
功利可以悬搁,时代可以超越,那么,超越之后作家要到哪里去?高行健又清醒告诉我们：文学应回到它的初衷,它的“原本”.文学的初衷是什么?文学的初衷是文学产生于人类内心的需要,有感而发,不得不发.文学初衷本无功利,即无政治、经济、功名之求.文学本来就不是政治学、经济学、市场学、新闻学,因此返回文学初衷才是文学的出路.他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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