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读懂中国经济大国拐点和转型路径》：该文是关于读懂中国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认为,那些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误判,产生于错误的观察方法和偏颇的理论依据.一旦将这些错误方法论予以澄清,必将拨开悲观论调的重重迷雾,重新看到中国经济前景一片光明
如何实现L型中高速增长
《新经济导刊》：现在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增长速度下行,其他许多问题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所以首先请您分析,经济减速是如何形成的?
蔡昉：对此国际和国内都有很多讨论,国际国内各种声音都有,有些人认为中国面临的是周期性的减速,还是一些人从长期趋势角度分析.我们预测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2010年之前潜在增长率大体是10%,从那时开始就迅速降到了“十二五”时期的7.6%,从“十三五”时期开始进入6.2%的阶段.潜在增长率是供给侧因素形成的,周期性需求侧因素只能导致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的偏离.如果把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可以得出增长率缺口.如果这个缺口是负数,说明没有把生产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只有在负的经济增长缺口的时候,需求侧的宽松政策才能刺激经济增长.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然是10%,而现在的增长速度是6%到7%,则会得出负的增长率缺口,就会使人们认为减速是由于周期性、需求侧的因素,就会不断提出经济下行何时触底的问题,就要期待政策刺激和一个V字形的反转.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下来了,不是10%了,所以也没有明显的负增长缺口.经济减速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不是因为需求不足.
《新经济导刊》：从供给侧认识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放弃国民经济恒等式（或所谓“三驾马车”需求因素分析法）,而转向从生产函数的角度,观察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
蔡昉：是的.我们由此可以发现以下四个现象.
第一是劳动力的持续短缺从而导致工资上涨.和任何商品一样,数量出现短缺,价格就上涨.在一定时间内,工资的上涨可以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去弥补,但是如果劳动力短缺过于严重,工资上涨得过快,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跟不上,就会导致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单位劳动成本和工资成正比,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其过快提高,意味着和发达制造业国家相比,我们在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趋于下降.
第二是新成长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逐渐减少.新成长劳动力包括各级各类学校每年毕业未升学和辍学的年轻人,即每年真正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人.这部分人也代表着人力资本的增量.新成长劳动力增长速度下降,也就意味着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下降.计算表明,从2014年到2020年,每年新成长人力资本（新成长劳动力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是负1.3%.
第三是资本大规模替代劳动,导致资本劳动比的过快上升,进而,如果人力资本不能同步得到改善的话,资本回报率则不可避免下降.根据白重恩等人计算,2008-2013年期间,资本回报率下降了45%.这也是投资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第四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缩小,传统模式下的城镇化也即将减速.过去经济增长既靠生产要素的积累,也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在中国,接近一半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自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即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这种趋势很可能也会越来越弱,甚至会逆转.真正的农民工增量来自16岁到19岁的农村人口,这部分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绝对减少,相应地,农民工增长率也减慢.这意味着疾风暴雨式的劳动力转移及其实现的资源重新配置也即将结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也会大幅度地减慢.
《新经济导刊》：经济体制一些领域的改革进度尚不尽如人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遇到“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的推进困难.这有哪些方面的原因?
蔡昉：第一,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改革能带来红利.改革红利看不见、摸不着,至少不敢说哪一项改革对应着哪部分红利.相反,实行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可以识别出财政性投资增加多少或者银行发放多少货币对应着GDP增速的百分点.所以有些地方和部门改革决心不大,反而倾向于使用刺激性政策手段,延误改革时机.第二,改革要靠全社会努力（激励相容）.改革成本可以确定是由谁来承担的,但改革红利并不是由支出了成本的主体排他性获得的,而是具有外部性.由于改革成本的分担和红利的分享还没有界定清楚,因此产生了改革的激励不相容问题,造成改革难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着眼于提高劳动参和率、生育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以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三去一降一补”也是为了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潜在增长率.我们的测算表明,在相关领域推进改革,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同时,以不同的力度和方式推进改革,会带来不尽相同的改革效果.
固然,根据权威人士的说法,就算不刺激,经济也跌不到哪儿去,到2050年中國经济增速才会降到世界平均值,在这之前还是高于世界平均值的；但是,实质性推进改革就能取得更好的结果.我们的模拟表明,改革越彻底、力度越大,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就越呈现出L型.
如何释放城镇化新红利
《新经济导刊》：当前,世界各国形势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其很可能会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向后拉的动力.这个动力到底能不能把全球化往后拉?
蔡昉：这个很难说,但至少我们可以一方面尽己所能地推进全球化,另一方面做好我们的事情.这对于经济来说有两点,一是实现经济拉动力向内需转变；二是要进一步挖掘供给侧的经济增长因素,清除旧的障碍,所以我把新经济增长因素看作新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新经济导刊》：就中国经济而言,已经到了这个发展阶段,我们的经济增长就不会在原来那个量级上了.
蔡昉：在2010年之前我们测算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应该在10%左右,总体上实际增长速度有波动,但长期趋势也是在10%左右.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红利已经在消失,因此在“十二五”时期我们测算的潜在增长率是7.6%,事后也证明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是7.8%.按照我们现在的测算,如果没有别的因素,改革红利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的情况下,“十三五”期间大概是6.2%的潜在增长率,尽管这样,我们的实际增长率也仍然在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之上,因此我们现在没有通胀,也没有周期性失业的发生.但我们还是要探讨用什么方式能够让我们保持中高速,能够比静态测算出来的潜在增长率更好一些,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城镇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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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读懂中国经济大国拐点和转型路径为关于本文可作为读懂中国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读懂中国系列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