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史书体例与史笔手法在吴伟业诗歌中的体现》：本文是一篇关于吴伟业诗歌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摘 要]由于吴伟业曾经出任史官、有着明确的史官意识、且有史著传世,因此在创作诗歌时,吴伟业对史学中的史书体例及史笔手法都有很明显的借鉴与运用.在史书体例方面,吴伟业充分利用编年体、纪传体及纪事本末体等三种史书体例各自的优长；在史笔手法方面,吴伟业则又学习史家写史的纪实性、春秋笔法及秉笔直书原则.总之,对史书体例的借鉴及对史笔手法的运用使得吴伟业的诗歌在简单的记录历史的基础上有了更为深刻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吴伟业；史官意识；诗史；史书体例；史笔手法
[中图分类号]K218；K2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15）01-0141-03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江南太仓人.崇祯四年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官至左庶子,后屈节仕清,官国子监祭酒,不久请假归.吴伟业是明末清初之际的著名诗人,他最为人称道的是歌行体叙事诗.此类诗歌有记咏明清之际时事的,也有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数量极多,成就也极高,历来被人冠以诗史之称.而吴伟业的此类诗歌其实并不只是浅层地记录历史,由于吴伟业有史官经历和明确的史官意识,因此,他的诗歌对史学中的史书体例及史笔手法都有很明显的借鉴与运用,这使得其诗有了更深一层的历史意义.本文即基于此对吴诗中所蕴含的史书体例、所运用的史笔手法进行分析.
一、、吴伟业梅村体诗歌的历史性
吴伟业在明清两代都做过史官,都有过修史经历.在明朝崇祯十年,他充讲读,十三年,出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在南明弘光朝,他被召为少詹事；入清后,顺治十一年,他又被授予秘书院侍读,十三年又转国子监祭酒[1]（P2-3）,这样的经历有助于吴伟业史学意识和历史反思意识的培养.此外,吴伟业还有史学著作传世,《绥寇纪略》便是代表.此书保存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大量珍贵史料,是这方面研究最为重要和翔实的主要史籍之一[2]；这本史著表现出吴伟业独特的史学家风范.他在写作体例上力求创新,不用编年、纪传、纪事本末,而是每卷以一个人物或事件为中心,将有关的史料组织进去,力求详尽；他为了避免史书刻板枯燥的弊病,还采取了前人撰写奇闻轶事的写法,结构剪裁,煞费苦心；吴伟业在此书中也能够秉笔直书,客观地评价李自成与张献忠两支农民军；吴伟业在此书中还对明亡之因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指出官场腐败、赋税苛重、皇帝刚愎等多方面原因,具有敏锐的史学家眼光.
(一)吴伟业的史官意识
如前文所述,正是由于两朝的史官经历,再加上个人的学识修养,使得在面对明清易代的大的时代背景下,吴伟业自觉地肩负起史家的责任,以其明确的史官意识来著史作诗.
如在《绥寇纪略》每卷卷末中,吴伟业往往自称“旧史氏”“外史氏”；另外,吴伟业还有搜集、*故实、史料的习惯.他*大量史料,如邸报、奏疏、军檄、部议等,史学家谈迁便说自己在重写《国榷》时,曾从吴伟业处借得“旧邸报若干”[3]（P870）；吴伟业还搜集各种掌故、逸闻,他曾说“往余客京师、好捃拾古人嘉言轶行散见于他籍,流传于故老者,以增益其所未闻等退而为岁抄日记,有成帙矣”[4]；甲申国变后,他又怀着“补公家传所不载,庶于国家存亡大故后,人知所考信”[5]的心态写诗.这明显都是史官意识的流露；吴伟业有着明确的诗史意识,他说“古者诗与史通,故天子采诗,其有关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宜付史馆,不必其为士大夫之诗也；太史陈诗,其有关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入贡天子,不必其为朝廷邦国之史也等可以谓之史外传心之史矣！”[6]正是这种“史外传心之史”的诗史意识,使吴诗有了史学表里的可能.
（二）梅村体诗歌的客观“诗史”评价
吴伟业梅村体诗歌的诗史价值是历来为人所公认的,这也是从史学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一个基础.史学家赵翼曾说“梅村身阅鼎革,其所咏多有关于时事之大者,如《临江参军》等等作,皆极有关系.事本易传、则诗亦易传.梅村一眼觑定,遂用全力结撰,此数十篇为不朽计”[7]（454）；程穆蘅曾说“吴之独绝者,征词传事,篇无虚咏,诗史之目,殆曰庶几”[8]；徐元润曾说“吾乡梅村先生之诗,亦世之所谓诗史也”[9]；尤侗曾说“梅村身遇鼎革,触目兴亡,其所作《永和宫词》等皆可备一代诗史”[10]；郑方坤曾说“所作《永和宫词》等铺张排比,如李龟年说开元、天宝遗事,皆可备一代诗史”[11]；朱庭珍曾说“以身际沧桑陵谷之变,其题多纪时事、关系兴亡,成就先生之千秋之业”[12]；陆云士甚至把吴伟业与司马迁相提并论,他说“《雁门尚书行》篇以龙门之笔、行之韵语,绚诗史也”[13]（卷六）.
以上的诗史评价足以见吴伟业诗歌的史学价值历来为人所公认.笔者同样认可这样的观点,吴伟业作为明末清初的著名诗人,他既不同于钱谦益虞山诗派,也不同于遗民诗人群,其不同之处就在于吴诗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吴伟业以一颗悲悯之心记录明清鼎革之际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无微不至,足以当诗史之称,这也是笔者进一步分析其诗中蕴含的史书体例及运用的史笔手法的基础.
二、、吴伟业诗歌中蕴含的史书体例
(一) 编年体的精确性
编年体是按时间发展顺序记叙历史的一种重要史书体裁形式.运用这种体裁写作的史书被称作编年体史籍.
吴伟业的诗几乎都是按照这一史书体裁形式精确的“逐一记录兴亡大事”[8].因而他的诗集堪称是一部明末清初的编年体史书.程相占先生有段总结文字,鲜明地反映了吴诗编年体与史同步的精确性,现摘录如下：“万历十五年至四十二年,围绕建储、福王之藩展开的党争——《洛阳行》；崇祯十一年,清兵大举攻入内地,宣大总督卢象升在河北贾庄阵亡——《临江参军》；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破洛阳,杀福王朱常洵——《洛阳行》；该年二月,张献忠军破襄阳,杀襄王朱翊铭——《襄阳乐》；崇祯十五年二月,清军攻占围困半年之久的松山,洪承畴被俘降清——《松山哀》；该年十月,孙传庭在‘柿园之役’中为李自成农民军大败——《雁门尚书行》；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周皇后等自杀——《永和宫词》、《琵琶行》；该年四月,吴三桂乞清兵入关,占领北京——《圆圆曲》；该年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改明年为弘光元年——《永和宫词》；顺治二年、弘光元年三月,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率兵东下,马士英、阮大铖调兵抵御,左良玉病死后,其子楚庚率残部降清——《楚两生行》；该年四月,清兵下泗州,刘泽清降于淮安——《临淮老妓行》；该年五月,清兵攻占南京,弘光帝出逃,所选淑女未及入宫便被清军俘虏,弘光政权灭亡——《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14].从以上所引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吴伟业的诗歌几乎是与明清之际的历史同步发展的,极具编年体史书的精准性.
吴伟业诗歌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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