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山大史学的那些人和事》：该文是关于山大史学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在山大即将迎来110周年校庆之际,我们特别从“守承”和“回望”的角度,对山东大学历史学科发展过程中承载和凝结着我们“传统”的一些人和事做一点回顾.
开风气之先
山东大学在1901年将历史课程定为“中外史学”,影响了当时和后来中国几乎所有大学史学课程的设置.
是年,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在上奏光绪皇帝的办学奏折和办学章程中,即将中国史、外国史并列为一门“中外史学”.这也使得山大在办学之初就展现出当时的一种最先进、最阔达的知识视野.
与此同时,在教法与课时安排上,山大的办学章程还明确抵制了朝廷关于“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的“行政诏令干预”,将“中国经学”、“中外史学”、“中外治法学”三类,平等并列为文科的三大主干.
山大能做到这一点,一是与20世纪初济南自主“对外开放”的独特氛围有关；二是与袁世凯个人的经历、见识有关；三是与袁世凯的朋友、齐鲁大学的奠基人、美国人狄考文有关；四是与狄考文的继任者、山东大学办学章程的具体设计者赫士有关；五是与首任校长周学熙有关,周学熙和他的弟弟周学渊都出任过早期山东大学的校长,而他们的父亲就是与袁世凯共同推动了济南“对外开放”的山东巡抚周馥.
总之,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使山东大学的历史学科在110年前的奠基时期,就形成了今天看来仍不乏其文化厚度和思想高度,因而值得特别珍视和守护的大学传统.
《文史哲》与“五朵”
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界有五场重大学术论战,其中至少有三场是由1951年创立的《文史哲》发起和推动的,在1954年开始的《红楼梦》讨论中,高度肯定《文史哲》敢于发表“小人物”的挑战性文章.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创刊号刊发的几篇文章.
创刊号共发11篇文章,其中历史系正副教授撰文5篇.从文章篇数和涉及的范围都可以看出彼时“文史见长”的阵容.
历史系主任、《文史哲》首任主编杨向奎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学习(实践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体会》,是创刊号的头条,排在校长华岗的文章之前,这也可以看出彼时的传统与风气.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的《实践论》,“全国学术界掀起学习宣传《实践论》的”.杨向奎先生1951年5月1日发表的这篇文章,批判了胡适的考据学等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提出在历史研究中要以《实践论》中阐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为最高准则.这篇文章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研究正在从民国考据学向唯物史观史学的转变”,也反映了山大史学政治上的敏锐和政治立场的坚定,是“新意识形态在学术领域中流布和贯彻”的典范.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以不守旧、趋时而著名”(季羡林语),这一特征鲜明体现在杨向奎的这篇文章中,也鲜明反映在以他为主编的《文史哲》上,《文史哲》正是合乎了时代的节拍,才多次引领学术潮流并蜚声海内外.
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杨向奎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否定“考证”在历史学中的地位,也一点没有忽略史料的积累和严谨的考订对历史学的意义,他认为这都是史学研究中所必须的实践环节,都应在学习《实践论》时给予加强和坚守.
这正是山大史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传统,即：往往能敏锐地感知时代的变迁,准确切中政治与学术的最佳交叉点,并在这一交叉点上创造出学术的辉煌.
理解了山大史学的这—传统,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文史哲》创刊号上还会同时刊载了郑鹤声先生的《天王洪秀全状貌考》.该文对洪秀全的面部特征做了详尽的考证,特别是对他长没长胡子进行了追考.在后来的“史学革命”期间,该文受到批判,被当成繁琐考证的代表.但它毕竟是对农民战争领袖的细致考察,所以作者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而山大史学在整体上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学术风格：在政治与学术的交叉点上创造学术辉煌,在政治潮流中展现出学术的韧度和定力.
这一重大的学术传统,在1951年《文史哲》第二期展现得更明晰：
“1951年7月1日,童书业在《文哲史》上第二期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在学术界拉开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大幕.由于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中国发展规律的认知,更关系到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所以吸引了几乎整个历史学界的力量来参与讨论.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周谷城等著名学者都是这场论战中的风云人物.而其中来自山东大学的杨向奎、吴大琨、赵俪生、童书业、王仲荦等以《文史哲》为阵地,成为这场讨论中实力最为整齐雄厚、贡献最为卓越的方面军.古史分期讨论是《文史哲》创刊后引发的首场全国性的学术大讨论,正是凭借此次讨论,新生的《文史哲》迅速获得了全国学人的广泛赞誉和认同.”(见郭震旦《(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商务印书馆于2011年)
但也就是在这一期《文史哲》上,还赫然刊登了历史系八大教授中的另一位“中坚人物”黄云眉的文章：《考证在史学上的地位》.在几乎是一边倒地把考证学推到唯物史观对面的形势下,黄文力排众说,认为考证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需要,尤其在编纂新史的资料问题上更显出它的重要性,“并呼吁在批判继承传统考证学遗产的基础上,再来一次更新的考证.”
山大史学的“学术风骨”、“学术品格”,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展现出它的坚韧,显示出其作为“学术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定力与尊严.
顺便一提,1956年杨向奎调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后,接任山大历史系主任的正是黄云眉.由此也可以看出“学术共同体”在价值取向上的某种深层默契.
师生眼中的“八马同槽”
新中国成立后,山大的第一任校长华岗秉承半个世纪里形成的重贤求才传统,到处延揽高端师资.著名学者杨向奎、赵俪生、陈同燮、黄云眉、郑鹤声、童书业、张维华、王仲荦等齐集山大历史系,为一时之选.他们治学精神严谨,学术成果精湛.著述等身,教席入胜.这种蛊况被人戏称为“八马同槽”.其实是骐骥会驾的比喻性描述.
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师生关系、同事关系的几则回忆：
一是某校友回忆当时师生关系的,主要是讲八大教授之一的陈同燮：
“八大教授中,只有陈同燮先生的夫人不在身边.陈先生是国外留学回来的,在八大教授中最年长,他很少写文章,一辈子只留下一本讲义,三篇文章,但却是学术界公认的‘名教授’.他精通多国语言,家中却一本外文辞典也没有；他是世界史的教授,对中国古典却极精通.由于夫人不在身边,每
山大史学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山大史学的那些人和事为关于山大史学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山大史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