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从张子正蒙注看船山学的切问近思性》：关于免费张子正蒙注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张子正蒙注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摘 要：学界喜欢用“实学”来标示船山学的特色,但“实学”一词只能在静态上展示王船山的学术倾向,并不能从动态上展现其学术风貌.而借用其本人在《张子正蒙注》中反复强调的语词,则有望展示船山学的动态特征.“切问近思”即具有这样的特点.
关键词：切问近思：实学；人道
中图分类号：B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11)02-0028-03
为突显明清之际学术思潮所具有的与宋明理学空疏学风不同的特点,学界常称这一时期儒学为实学,船山学即是实学.但是,仅用“实学”二字并不足以标示出船山学所具有的鲜明的个性特征,因为“实学”二字仅能从静态上把握包括船山学在内的整个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所共有的特征,并不能从动态上展现出船山学本身所具有的学术风貌.因此,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船山学,有必要从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中寻找一些能彰显其学问特色的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王夫之一生最看重的人是张横渠,在自题墓志中,他自言一生都“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因此,他对张载著作进行注解的《张子正蒙注》完全可以看作是他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而对于这本学术著作中一些关键语词的分析也有望展示其学术最显著的风貌.笔者于这一著作的字里行间,明显地感受到船山一个动态性特征——“切问近思”性.
一、“切问近思”的理论来源及其含义
“切问近思”出自《论语》,原文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之后,许多人都对这句话进行了训解,其中,在对“切问而近思”的理解上,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注解多是从“于己相关”这个角度来进行的.何晏认为,“切问者,切问于己所学而未悟之事也.近思者,近思于己所能及之事也.若泛问所未学,远思所未达,则于所学者不精,于所思者不解也.
可以说,何晏对“切”和“近”并没有做具体的训解,只是在笼统地解释中,让我们领悟到了他所认为的“切”和“近”的含义不过是都与“己”密切相关,与“泛”、“远”彼此相对.在他看来,与“泛”、“远”的问题相比,“切”、“近”的问题更具有优先性,因此,无论是“问”还是“思”,都应先从身边开始.但在何晏的理论视域中,“切”、“近”的问题与“泛”、“远”的问题之间不仅层次上有差别,在内容上和逻辑上也无必然关联.也就是说,在何晏的眼中,抽象的问题与具体的问题之间还是处于割裂状态的.即便如此,何晏的这种训解“切问近思”的思路还是为后来的很多学者所继承.
真德秀在《四书集编》中认为,“切问,谓以切己之事问于人也.近思,谓不驰心高远,就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问于人,内焉思于心,皆先其切近者.”在真德秀这里,“己”与“人”相对,“切近”与“高远”相应,“切己”、“切近”之事较之“高远”之事始终具有优先性,向“外”的“问”人与向“内”的自“思”相结合,初步显示了在学问上的一种整体意识,也突显了宋明以后儒学“为人”和“人为”的特征,从而显示了此一时期“问”与“思”具有的将“内”与“外”勾连在一起的努力.
可以说,以上对“切问近思”的训解基本上还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进行的,与《论语》中谈为学方法的原意是接近的.而赋予“切问近思”以更为普遍的意义,不仅在方法论层面丰富了其含义,而且从认识论层面使理论具有了切入了人生实际、“废虚近实”的特点的,则是王船山的巨大贡献.
在《张子正蒙注》中,王夫之在每一篇的总论性或总结性文字中,都或显或隐地谈到学问应该有的本性——“切问近思”性的问题.但王夫之在书中直接谈到“切问近思”的仅有一处.在《大易篇》的开始,他认为,“盖张子之学,得之《易》者深,与周子相为发明.而穷神达化,开示圣学之奥,不拘于象数之末以流于术数,则与邵子自谓得伏羲之秘授,比拟分合者迥异,切问近思者所宜深究也.”这里的“切问近思者”,既是王夫之对学问本身应当具有的特点的精辟概括,又是对那些理解了“圣学之奥”的学者所应具备的学术品格的界定.
除此而外,书中更多时候是直接用“切”字来表示他对张载学问的高度评价和对学问本身的看法.对于“切”字的含义,王夫之基本上是在“切近”、“切实”这两个意义上进行使用的.在《乾称篇上》的总结性文字中,他说：“此章切言君子修身立命存心养性之功,皆吾生所不容己之事,而即心以体之,则莫切于事亲,故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事亲之中,天德存焉,则精义以存诚,诚有不容自诿者.若其负父母之生我,即负天地之大德.学者诚服膺焉,非徒扩其量之弘,而日乾夕惕之心,常有父母以临之,惟恐或蔽于私,以悖德而贼仁,则成身之功,不待警而自笃矣.程、朱二子发明其体之至大,而未极其用之至切,盖欲使学者自求之,而非可以论说穷其蕴也.”
在这一段话中,王夫之用了三个“切”字表达自己的看法.前两个“切”字基本可以理解为“切近”,而“容己”、“即心”这两个词则是与“切近”互为发明的,用以具体言说学问应当具有的最佳样态；而后一个“切”字是在评论程朱学问时使用的,作者借“切”字点出了程朱理学所具有的“其体之至大而未极其用之至切”的特点,以“至大”与“至切”对举,用以彰显程朱理学在“体”上甚为宏大,而在“用”上不切合实际的突出弊病.而在“体”上能做到“至大”,在“用”上又能“至切”的,在王夫之看来,只有张子之学.“张子之言天道、圣学,皆上达之旨,而要归于不妄而勤,所以体自强不息之天德,为下学处心用力之实功,示学者以企及,至深切矣.”
既博大精深,又切中实际的“深切”二字,就是王夫之对张载学问的最高评价.换句话说,就是“《正蒙》一编,所以发实际之藏也.”正因为张子之学能切实地阐发人道之旨,所以王夫之认可张载的学问.
二、“切问近思”性在船山学中的体现
王夫之用以盛赞张子之学的“深切”二字,也同样适用于后学评价他的学问.
在方法论层面上,王夫之也不主张泛问远思,主张“问”“思”切近、切实的问题.但与其他人所主张的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的为学方法不同的是,王夫之不是在为学的层次性上谈“切问近思”,而是在以近知远、以浅知深的方法论意义上来谈论“切问近思”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些看似高深莫测、玄奥难解而实际上与人生实际密切相关的“道”,王夫之和张载相似,喜欢从切近处人手,借人人都能理解的身边的道理启迪人去深入领悟那些看似高深的道理.在《乾称篇上》中,王夫之从“孝道”入手来阐述乾坤之道就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这样做的好处是既揭示了佛、道背弃人道伦常的大谬,也避免了周敦颐只讲天人合一,不讲天亲的缺失,使天道与人道得以统一,且“在一个新的高度上更深刻地认识人世孝道的意义.”“这种解释正是船山言天不忘人,始终重视人道的思想表现.”可以说,船山学在方法论上的“切问近思”性既发挥了程朱理学“体之至大”的长处,又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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