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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徙戎论论文范文资料 与由江统徙戎论看汉魏六朝民族策略得失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徙戎论范文 科目:职称论文 2024-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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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统的徙戎主张,思想上渊源于羁縻之策,历史上也有很多相近的主张,反映了传统民族观念的一些特征.内迁有利于在共同交往中形成认同感和向心力,外徙不利于交流沟通,更不利于长治久安.内迁之患的原因,在于御之无方.实行德政、普及教化、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是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江统 徙戎论 民族

中图分类号:K2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5)01-34-39

江统《徙戎论》作于氐、羌侵扰之时,目的是防微杜渐,避免四夷乱华,所以思想难免有所偏颇.但他历数殷周以来的民族策略,分析其得失,对于处理民族关系还是有所助益的.而且江统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传统民族观念、民族策略的一些特征,有助于更好地以史为鉴,吸取经验教训.所以本文拟以《徙戎论》为中心,对汉魏六朝的民族策略略作分析,以期有裨于当下.

一、江统《徙戎论》的历史渊源

江统的徙戎主张,思想上渊源于羁縻之策,历史上也有很多相近的主张,如东汉段颎《复上言东羌事》就以赵充国、马援内迁先零、西羌,始服终叛为例,认为“欲令降徒和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也”.鲁恭《上疏谏击匈奴》以戎狄“蹲夷踞肆”,生活习俗不同,诬之为“四方异气”,“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也反对华夷杂居.邓艾《又陈羌胡事》以“崇廉耻”“塞奸宄”为名,主张“羌胡和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傅玄《水旱上便宜五事疏》以胡夷之心“不和华同”,反对“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认为“此必为害之势”.郭钦《上豫防匈奴疏》亦认为内迁戎狄一旦有变,危害巨深,主张“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以上诸人反对内迁,主张外徙的理由,不外乎两条:一是担心戎狄“始服终叛”,二是戎狄“蹲夷踞肆”等习俗性情礼义,迥异和华夏.而“始服终叛”恰恰在于,“蹲夷踞肆”等习俗性情礼义的差别所产生的偏见.这实际上是不同地理环境、不同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戎狄生活于僻远寒荒之地,以游牧渔猎为生,又处于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发展阶段,所以在安土重迁以农耕为生者看来,就难免有些偏见.如刘安《上书谏伐南越》、乐恢《上书谏征匈奴》、蔡邕《难夏育伐鲜卑议》等,都主张对戎狄不予理睬,其理由就是其地不可居,其民难教化,所谓“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得其地不可垦发,得其人无益于政”,“得地不可耕农,得民不可冠带”. 三者所说的“其地”“其民”云云,实际上就是游牧渔猎和农耕的差别.

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不同的习俗观念,人的性情自然有所不同.对于这一性情的差异,江统概括为“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实际上,早在江统之前,侯应、宗意、臧宫、邓艾等就已对此进行过分析,如宗意《上疏请不许南单于北徙》认为戎狄“强者为雄,弱即屈服”,是因为“简贱礼义,无有上下”.侯应《对问罢边备事状》认为夷狄“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臧宫《和马武上书请灭匈奴》认为匈奴“穷则稽首,安则侵盗”,乃因“贪利,无有礼信”.邓艾《上言宜割右贤王刘豹部为二国》认为戎狄“强则侵暴,弱则内附”缘于“不以义亲”,这些分析都集中于戎狄没礼义,难以驯化.基于这一认识,羁縻之策被认为是最好的策略.羁縻之策源于《尚书·禹贡》“荒服”,所谓荒服,王肃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1](p202)陆瑁《谏亲征公孙渊疏》揭示了羁縻之策和荒服之间的内在联系:“臣闻圣王之御远夷,羁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谓之荒服,言慌惚无常,不可保也.”羁縻之策源于难以维持持久的统属关系,故而扬雄将其解释为“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并将其归因于“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隶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上书谏勿许单于朝》).而班固分析羁縻之策的产生,则更多地强调了地域习俗的差异,并对其进行了更为详尽地解释,即“不和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汉书》卷94下《匈奴传赞》).江统《徙戎论》的思想渊源,实在于此.

二、内迁和外徙的利弊

江统由羁縻之策提出外徙,又由外徙而反对招诱安抚,认为这种做法无疑引狼入室,招致更大更多的危害,显然和事实不符.《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九真、交阯二郡叛乱,张乔为交阯刺史,开示慰诱,并皆降散.祝良为九真太守,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由是岭外复平.汉灵帝建宁三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载王雄对鲜卑轲比能抚以恩信,以致“比能数款塞,诣州奉贡献”.可见招降是御敌的重要方法,成本低,损失少,最值得推广采用.迁徙纳降,也可为我所用,《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载南单于上言:“臣伏念先父归汉以来,被蒙覆载,严塞明侯,大兵拥护,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虽垂拱安枕,惭无报效之地”,愿发兵共击北匈奴.可见纳降内迁之后,民族之间不但可以和睦相处,还可以相互帮助共同御敌.

实际上内迁是削弱异己力量、化解异己势力的常用手段,也是增强文化认同,巩固统治的有效途径.《尚书·毕命》载周公迁殷顽民于洛,“密迩王室,式化厥训.既历三纪,世变风移,四方无虞”.[1](p522)通过内迁感化,最终使殷人认同了周人的统治.《汉书》卷八十五载徐淮夷自武乙衰敝,渐居中土,后虽有为寇作乱,至秦并六国,淮、泗夷却皆散为民户,融入了华夏.汉武帝因东越险阻反复,迁其民于江淮间,避免了后世为患.内迁杂居,日久生情,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载呼尤徽自觉抵制叛乱,曰:“我老矣,受汉家恩,宁死不能相随!”《晋书》卷一百零八《慕容廆传》载鲜卑魏初入居辽西,后迁邑于辽东北,于是渐慕诸夏之风.西晋初,慕容廆以朝廷不许其征伐宇文部为寇,最终却能以“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和晋竞乎?何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主动来降.可见,华夷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和隔阂,更没有不可教化的本性的恶,所有的只是发展阶段的不同,以及习俗观念的差异.这些差异和不同都可以在相互交流中得以弥合,各以所长吸引对方,弥补不足,最终在相互学习中促进发展,在共同交往中形成认同感和向心力.相反,华夷别处,不利于交流沟通,将戎狄外徙,只能加深隔阂,造成对立,更不利于长治久安.正如陈寅恪所说,内迁已成为一种历史趋势,要把戎狄迁出去,是反其道而行,几乎无此可能.[2](p71)而江统以为外徙之后,有要塞可防,可以减少危害,也和事实不符.陈琳《为曹洪和魏太子书》认为戎狄“不义而强”,原因就在于“凭阻恃远”.戎狄凭借险阻僻远,入侵时反而没有了后顾之忧.事实也是如此,犬戎杀攻破镐京,戎翟攻伐周襄王,皆由外而至.汉初匈奴强悍,“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等又高皇后尝忿匈奴,群臣庭议,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妄阿顺指!’于是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匈奴之结解,中国之忧平.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扬雄《上书谏勿许单于朝》)可见边塞险要并不能杜绝戎狄之患,塞外戎狄所造成的危害也并不比内迁之患小.戎狄外迁有了凭借,势力更加强大,威胁也会更大.所以在呼韩邪单于归顺汉朝之后,韩昌张猛仍要和之结盟,以防其北去后难以约束.大宛就曾以汉绝远,大兵不能至,不肯和汉宝马.前罽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自知绝远,汉兵不能至,后卒畔逆.可见远斥戎狄,反而给了戎狄一个发展壮大的机会,无疑于放虎归山,助长了嚣张气焰,更加能以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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