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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火中抢出的宣纸本
我的父亲汤宝田1901年出生于湖北沔城,他早年丧父,靠祖父和母亲佣工度日.虽然家境贫寒,但父亲饱读诗书,知识渊博,并考入了上海中华会计学校.1932年,父亲逃荒到武汉,以做小生意为生.同住一个院子的一位王姓军官见他每天晚上都在读书写字,就请父亲当了自己的文书,后来又推荐他到西安张学良部下当准尉秘书.1937年7月,张学良的东北军解散,父亲也回到了沔城老家.对于曾经谋职于东北军的这段经历,为人谨慎的父亲从此闭口不提,就连至亲的人也一个字都没有透漏.
回到家乡,父亲开办私塾,先后在王桂杞、陈仲刚等大户人家中坐馆,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和珠算,赚一点微薄的学费,还要靠卷烟种菜才能维持生活.
父亲回沔城的第二年,我这家中唯一的女孩出生了,稍长大些,便和家中的其他孩子一样,被送进父亲的塾馆发蒙.孩提时代,父亲伏案书写的形象,令我好奇.不论寒来暑往,他每天晚上都会坐在油灯下,燃灯、磨墨、展纸,用毛笔蘸墨,在宣纸上写下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写完之后,他又会手托黄卷,聚精会神地阅读.他的这种韧劲哪怕在战争环境里也不间断.但对于父亲在宣纸上究竟写了些什么,当时的我一无所知.
1941年2月10日,沔城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为了让日军部队抵达沔城后无房可居,国民党128师奉命焦土抗战,师长王劲哉命令手下烧掉城内所有的房屋.母亲后来回忆：那年元宵节临近傍晚,只见穿军衣的士兵,一手--提煤油桶,一手举火把,一路奔跑,一路吆喝,催赶居民出屋,他们则冲入室内,向一切木质物淋油,点着火便后退,退出门外又向大门淋油,不须再点火,室内的火舌T就舔着了木门,到处都是爆炸声,墙梁倒塌声,连街面石头也起火了,老百姓的吃、穿、用物,尽化焦炭等
我们家在着火之际,父亲从后门闯进,到房里抢物,什么都舍弃了,唯独抢出了一大卷写满蝇头小楷的宣纸本.
母亲回忆说,父亲喜爱的西安八景国画、碑林各种字体拓片,还有能买米换油盐的软硬币,他一点也没有抢出.似乎在父亲的脑子里,什么东西也比不上他的那些宣纸本.
藏在墙壁缝里的秘密
1946年我八岁.这年8月,慈祥高寿的外公去世.我随家人去“送葬”.丧事办完,亲友们围坐方桌前闲话,显得轻松自如.这是因为,病故寿高者是遵循自然的法则,所以孙辈戴孝,或缝红布条或戴小红花,既表示辈分不同,也含有“白喜事”的因素.父亲在亲友中,照例是寡言少语的,但我专注他的眼神,他先紧盯一下由柴草泥浆编糊而成的墙壁,而后低头沉思,然后起身.再坐下时,已是一片释然之色.我想到那年沔城大火,他从烈焰中抢出的宣纸本,也许就是藏在他紧盯的墙壁夹缝里.从他后来的表情看,我猜想他已取走宣纸本.当年大火后,我们全家寄住在乡下外公家.128师走后,各家回城按原址搭盖小房子,人们又从乡下回城,我家亦如此,他可能就是趁这个机会几次转移了他的秘密.后来事实证明,我猜测得一点儿也不错.
埋藏紫藤箱笼
沔城当时有两座小学,一谓沔城完小,一谓伊斯兰小学.我之所以没有上小学,原因很简单,一是就学不便,二是我父亲本来就是教师嘛,而且小学课本单一,相比之下塾馆的课程更胜一筹,而且我还能独自学习历史知识,得到父亲的指教.
1949年5月20日,两座小学联合组成游行队伍,说是庆祝解放武汉.乐队的音乐、腰鼓的点子、扭秧歌的节奏声,汇成一片,十分热闹.这时我已十一岁,颇懂一些成人的思想感情.凭直觉,这样热闹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口号喊得清楚明白,不仅要打到南京去,活捉,而且地方上要对伪职人员登记,使许多干过旧差的人终日愁眉苦脸,长吁短叹,生怕人民政府对他.但我记忆中的父亲,此时却仍旧文质彬彬,仍旧授课教徒,好像世道的变化与他无关.
一天夜间,我从熟睡中醒来,感觉房中除我而外,再无一人.我立即下床,摸到后门槛,月光下,只见父母正握锄挥锹忙碌着,他们在墙院角头挖洞.平日,院门一关,寂然无声,十分僻静.这时我躲在后门角,仔细观察,大概是洞已挖好,父亲将一只比衣箱小,比医生药箱大的紫藤箱,谨慎地放进洞去,然后父母一齐动手回填,回填后又用脚踩,大概是为了不留下痕迹.我想,我们沔城是水乡,地下水位高,紫藤箱在水土中长时间浸泡,定会腐烂,因此有些担心.这时父母忙完,我也怕被发现,连忙回房躺下,一直想着箱子浸水怎么办?回后一想,父亲那般精明,怎么会使它进水呢?一定会用油布、皮革包扎好了才入箱下藏的.又想到这种东西,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都是随身捎带或入箱陈放,今天就怎么埋入地下了呢?父亲乃一纯良百姓,除了他年轻时在汉口做过几年小生意以外,身无过犯,如今为何谨小慎微起来,把秘密藏于地洞中去?我从不作政治方面的考量,只觉是个难解的谜.
埋藏的东西并不代表中止了写作.父亲每晚仍然在清油灯下,铺开了宣纸,紧握鸡狼毫笔管,书写不止.那么这些新写的东西,又该不该掘洞埋藏呢?寡言少语、性格内向的父亲啊,女儿哪敢问您?
夜焚故纸
掩埋紫藤箱不久后的一个晚上,父亲叫上我,说是要连夜去看看城外的舅舅,我深信不疑.但走着走着,路不对劲了,方向变了,我又不敢问,直走到一个叫“广长射”的僻静处,父亲叫我站在路旁,看有无行人过来,然后他弯身下去,从胸口掏出—坨压扁的纸团,擦燃火柴,迅速以火焚之.纸化尽,又用脚踩,直到纸灰与泥土分不清楚后,父亲才招我往回走.此情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夜,因为父亲干事,从不食言,这次却是一个例外.
1950年年近岁逼,族兄汤祥林受人之托,来找家父,说是上面聘请父亲去新堤长江管理段任会计.父亲欣然接受并立即解散塾馆.在母亲的帮助下’父亲收拾行李.我发现曾经下洞的紫藤箱被装入了一只小木箱,且上了小锁,父亲将它放置于大衣箱里,成为套箱.从此,父亲秘密随身携带,一去五六年,直至1956年,父亲病退.他回家后不久,也许是通过他的郑重考虑,又将小箱装入布袋,自己背到红庙,这里是已经结婚的大哥家.大哥接受了父亲的托付,将木箱置于阁楼上,再也没有动过.
父亲的临终遗言
父亲为人正直,热心公益,在乡邻间素有口碑,不论在城里,还是为避兵燹到乡下,都有人求他书信、合同、契约、请柬乃至生庚八字,凡来求者不拒.就连伊斯兰小学的课程表,也由家父——这个编外教师去,他从不推诿,也不索取,做事认真,令求助者十分满意.因之,邻里乡亲昵称他是刻版道人.所谓刻版道人者,乃按固定程序,一丝不苟地刻写宋体印刷字的人,不止要求刻版者聚精会神去干,而且要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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