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胡桥公社奇诗述四清》：这是一篇与胡桥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陈四益先生的《笑谈》系列,是我爱读的杂文,而获睹《“四清”运动中找敌人——笑谈之七》（《世纪》2012年1期）后,更勾起了对48年前一段往事的回忆.我是1961年进的复旦中文系,从1963年冬开始,先后在上海郊县的顾村公社、胡桥公社和罗店镇参加了三次“四清”运动.顾村那次是小“四清”,时间很短,我们的身份只是学生,下去“接受阶级斗争教育”而已.记忆中仿佛曾参加大会,听公社书记作了一个冗长的检讨.此外,作为下乡必修课,应该还听过当地“苦大仇深”贫农的“忆苦思甜”报告.
从顾村回来后,上了不到一年课,又参加胡桥公社的大“四清”.这次我们成了工作队员.我班有部分学生分在秀才大队,领队的是青年教师陈四益.运动概况,一如四益先生所述.可以补充的是：
一、我们从1964年11月4日至1965年5月22日,在农村呆了半年多时间.
二、胡桥公社工作队队长系上海市高级法院院长；而领导级别高,队员众多,正说明“敌情严重”,需要有一种大的阵势.
三、陈文中提到,运动开始时,曾枪毙两个“阶级敌人”,什么罪状已记不清.而我知道,其中一个叫金四根,罪名是“残害贫农”.
四、刚到秀才大队时,因为没有摸准扎根对象,所以全体工作队员暂住在一座已经荒废的破庙里,庙名“清白堂”.
五、运动过程,除学习《双十条》和“桃园经验”,后来又学习《二十三条》外,具体还有过封账查账、召开二级干部会、划分下中农、评审四类分子、党团员及一般干部作鉴定等阶段.
我怎会记得如此清楚呢?原来,下乡期间我曾作过12首总题为《胡桥纪事》的七律,诗中对上述经过有所记载,而我所以会作这组诗,则起因于同四益先生的一次谈话及由谈话引发的自我保护心理.现在写出来,对于未曾经历那段岁月的人来说,可能觉得匪夷所思；而对于四益先生及同辈过来人而言,则不但可以理解,或许更会由此而生感慨.
学写诗积习难改
那时我被分在第5小队.同在该队的还有两位工作队员：负责人黄玉英,我们叫她老黄,是一位30多岁清瘦而爱干净的党校女教师；另一位姓谭,比我大1岁,是从宝山县某公社抽调来的生产队出纳员.由于老黄和我都不谙会计,后来的查账工作便由小谭承担.拙诗中有“战友新交诚有幸,算盘老练叹无双”一联,“战友”指的便是他.
为了寻找“扎根”对象,我们也是大费周折.队长、会计、出纳家当然都不能住,因为有“四不清”之嫌.剩下的几户贫农,一户屋主虽在本队出工,却兼任第6小队会计,系该队的清查对象.一户屋主自身很清白,但其妻解放前当过土匪,老人们还记得她当年骑马的样子.一户为雇农,本人系复员军人,偏偏其岳父是邻队的富农.完全没有问题的,似乎一家都找不出来.经再三权衡,最后决定住在成份为贫农的副队长家中,而吃在雇农兼复员军人家中.
同为工作队员,复旦师生和其他队员有所不同.对我们来说,参加运动的同时,还有自我改造的任务.对于相关纪律,我们也更自觉地遵守.前几年读吴中杰先生《复旦往事》,记得他回忆“四清”,曾谈到天热时因在镇上买一块小*躲着吃而被中文系某总支委员碰见并点名批评之事.后来他一怒之下,每次上街,偏要买东西吃,甚至还邀着蒋孔阳先生一起下馆子吃菜汤面.那时确有不许上馆子、买吃食的规定,而我没有中杰先生的胆气.从我们住处往东走10多分钟,有一条几十米长的小街,我除理发之外,几乎从不逛街.和我同居一室的小谭则喜欢上街,还会买些糕饼带回来和我分享.这使我很被动：不吃吧,显得有隔阂；吃吧,又无法还情,因为我不敢违纪买吃食.
但我也做着不合校方要求的事.下乡时我带了几本诗词选和一本《诗韵集成》, 不但私下阅读,而且学着写诗.还在高中时期,我受家庭环境熏陶,就对古典文学产生兴趣；进大学后,更经常向父辈友人如瞿蜕园先生等请益.那时学校教学楼办有一份名为《复旦文艺》的墙报,我在上面发表过旧体诗,题材都很趋时,如声援古巴之类；而自己更喜欢的则是一些未打算发表的遣兴之作.“四清”期间,我也写了不少总题为《村居》的五律.这些习作,或记事,或写景,只是为了自我消遣,休假回家,则呈给老人们过目,以求得指点.可能是阅历不同之故,老辈的议论时常出我意料.譬如拙诗中有一联：“隔帐饥蚊闹,随波填鸭闲.”在我只是写实,并无深意,但几位老人看了,却别有联想,认为上句是隐喻“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普通百姓的饥饿情景,下句则是对反右后一些“听话”的、饥荒岁月享受特供的 党派人士的“活画”.听了这类评价,我在得意之余,又有几分害怕,因此从不向同学和老师出示这些诗,以免授人以柄.
相形之下,我对老黄和小谭倒不太防范,三人之间关系相当融洽.那时运动表面轰轰烈烈,具体到生产队,并没有太多的事可做.一个小队就那么十几户人家,我们不能天天召集社员开会,也不能每晚都去“访贫”.时值冬季,农活不多,我们按规定每周只须下田“同劳动”一次.为了打发多余的时间,老黄开始练毛笔字,常常和我探讨某个字的结构和用笔.而小谭则从我处学会了一种简单的“剪影术”,每逢晚上有青年社员来玩,他就把一张报纸订在墙上,让对方侧坐到煤油灯前,调好距离,随即用铅笔勾勒投射到报纸上的人影,取下报纸后再用毛笔将勾勒部分涂黑,就成了一件酷似剪影的作品.看到被画者惊喜的反应,他更加乐此不疲.在这种相对轻松的氛围中,我虽然从未将自己的《村居》给老黄和小谭过目,但也没有刻意隐瞒读诗写诗之事.
因约谈促成新吟
四益先生不是我们的任课教师,下乡后方始相识.他除负责一个小队的“四清”之外,还有带领学生的任务.当小队负责人开会时,他可能会顺便问一下分在各队的同学们的表现.因为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没有架子,讲话条理清楚,又不乏幽默,所以大家对他都有好感.有次老黄参加负责人会议回来,让我第二天到四益先生所在的13小队去一次.“可能他想同你谈谈心吧.”老黄说.
第二天去后,果如老黄所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随便聊天.详细内容早已忘却,记忆中好像未谈各自小队的运动,倒是谈文学较多.之前我们曾听过一个传达,介绍复旦师生下乡后的思想变化,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据说王运熙先生谈体会,认为接触现实的阶级斗争后,深感再关在书斋里研究曹操已经没有意义.于是我问四益先生,今后还要不要进行文学研究?怎样研究才能走出一条新路?他听后沉默片刻,说,文学研究还是要搞的,但新的成绩恐怕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作出,将来可能会从工农兵中涌现研究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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