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话公廉官箴碑》：本论文为您写官箴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官箴之一,因其主题是“公”和“廉”,故又称“公廉”官箴.传统中国在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中,“公”和“廉”尤其突出.对于旧时普通民众而言,社会话语权几近于无,封建专制体制又没有为民众的民权诉求提供公正公平评判的法制保障,“公正”和“廉明”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对官员的道德期盼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清官文化、廉吏文化.中国古代公廉文化产生的时间很早,《荀子·不苟》有“公生明,偏生暗”之说,《晏子春秋》也有“廉者,政之本也”的记载.三十六字“公廉”官箴把严、能、公、廉的关系论述得非常深刻,且朗朗上口,通俗易懂,故流传较为广泛和深远.
三十六字“公廉”箴言,历经明永乐间理学大师曹端的传承和天顺年间清官年富的创作,最终确定下来.种种资料表明最早的有明确记载的刊刻地是山东泰安,刊刻时间是明弘治年间,刊刻人是时任泰安知州.泰安的官箴碑早已不存,忠实记录此碑刻以及流传经过的是现存西安碑林的官箴碑.
这方官箴碑后有一段跋语,“右箴（即三十六字官箴）言简而意甚周,昔年恭定公抚治东藩时,尝刊行以儆于有位者,今贞庵主人乃重刊亦以自儆.时弘治辛酉（1501年）秋八月也”.年恭定公即年富,字大有,号谦斋,安徽怀远人.永乐年间以会试副榜授山东德平训导,官至山东巡抚、户部尚书.史称年富“遇事果敢有为,权势莫能挠”,“廉正强直,始终不渝,和王翱同称名臣”.这种为政风格不可避免地触犯了很多贪渎者的利益,年富屡遭诬谤,一度入狱.他尤其令后人称道的是亲自刊刻了三十六字官箴.但年富书刻的这篇官箴并非其原创,官箴的创作可追溯到明初理学家曹端乃至更早.曹端,字正夫,号月川,河南渑池人,永乐六年（1408年）举人.曾任霍州学正,修明圣学.诸生服从其教,郡人皆化之,耻争讼.郭晟问为政,端日：“其公廉乎.公则民不敢谩,廉则吏不敢欺.”其年谱“四十九岁”条,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述,“公廉”箴言扩展至“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三十字.年谱中明确说“古人云”,表明在此之前已经有人这样说了,曹端也不是这篇箴言的作者,他只是史料记载最早引用这篇官箴（尽管仅是一部分）之人.再进一步溯源,有关“公”“廉”的吏治文化自古有之.年富对于三十六字官箴做出了大贡献：一是在总结前人吏治文化的基础上,在三十字官箴文后增加了“公生明,廉生威”六个字,提升了境界,有画龙点睛之功；二是“抚治东藩时,尝刊行以儆于有位者”.从此,三十六字“公廉”官箴开始在社会上传播.年富去世近四十年后的明弘治辛酉年,即弘治十四年（1501年）,自称“贞庵主人”的泰安知州顾景祥非常欣赏年富刊行的官箴,遂刊刻立碑泰安州署,“亦以自儆”.这便是著名的泰安官箴碑.顾景祥是南直隶长洲（今苏州）人,曾任泰安知州,为政清明廉洁,在泰安多有政绩.泰安官箴碑实为目前所知最早的一方三十六字“公廉”官箴刻石.
“公廉”官箴虽由年富和顾景祥相继刊刻,但一直晦迹不显.此碑得以广泛传播,主要应归功于清代名臣颜希深祖孙三代.
颜希深,字若愚,广东连平人,曾任布政使、兵部侍郎、巡抚等职.乾隆十八年（1753年）任泰安知府,其间清查弊政,倡建试院,重修城隍庙,修撰《泰安府志》,任职七载,政绩颇著,乾隆东巡召对,褒以“他时可大用”.乾隆二十三年,颜希深偶然在衙内残壁中发现了顾景祥所刻的官箴碑文,感受颇深,遂将此碑立于官署内西厢房,当作座右铭.他对箴言心折不已,认为这一官箴“言约意深,为居官之要领”,并撰跋以记此事,此碑得以重新传世.
颜希深之子颜检,号岱云,乾隆二十二年生于泰安府署,历任吉安知府、江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等,官至直隶总督.因为出生在泰安府衙,颜检有着浓重的泰安情结,“检出守吉安复取道梁父,时守郡者徐君大榕,为旧相识,乃得遍览署内户庭,以识降生之所,追忆膝下游嬉情景,不禁怆然”.嘉庆十九年（1814年）七月,颜检任山东盐运使时,泰安知县汪汝弼以颜希深所刻官箴拓片“数十本”相赠.颜检见此拓片有父亲的题跋,“再拜受读,知先大夫扬历中外数十年,以诚事君,以德及民,以廉驭属,至今民怀吏畏,犹津津然称道不衰.其所以整躬待物,操持原有本也.检仰承先志,惧隳家声,益兢兢焉”.颜检嘉庆二十年升任浙江巡抚后,将此官箴刊刻于衙门之厅壁,视为座右铭,这是“公廉”官箴在浙江流传之始.
颜伯焘,颜检之子,嘉庆十九年进士,官至闽浙总督.当颜伯焘刚刚踏上仕途时,颜检向他出示了父亲刊刻的官箴,并教诫道：“尔今筮仕,宜审.此先正格言,实亦祖训也.”道光二年（1822年）,颜伯焘授陕西延榆绥道台,颜检又教诫说：“尔今外补,吏事民事,胥尔之责,时玩箴词,勉之毋懈.”颜伯焘携拓片上任后即示戒同僚,并准备刊刻,但由于当地没有好的刻工,便将拓片寄给长安知县张聪贤,委托其代为刻石立碑,道光四年碑成,这便是至今完好保存于西安碑林内的官箴碑.这方官箴碑集三十六字官箴、明泰安知州顾景祥跋语、颜希深祖孙三代及长安知县张聪贤的跋语于一身,可谓一部“公廉”官箴的流传史.从官箴的传承过程来看,颜氏三代可谓功不可没,代代传承视为祖训.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颜氏三代,这段为官者的千古箴言,也许会永远消匿于历史长河之中.
颜希深祖孙三人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均位至封疆大吏.广东连平颜氏以“一门三世四督抚,五部十省八花翎”的显赫家声,成为有清一代的著名世家.《清史稿》称颂颜检“明于吏事,治尚安静”,表彰颜伯焘“娴习吏治,所至有声”,对他们的事功给予了较高评价.
考察古代官僚群体,可以发现：儒家强调“克己复礼”, “存天理、灭人欲”,但私欲是人之常情,区别在于这种的强烈程度以及对的克制力不同而已,因此仅靠说教来约束个人尤其是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的道德操守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在中国古代漫长的政治长河中,真正符合儒家提倡的所谓“清官”少之又少的最根本原因.在“人治”社会里,统治者期望官员们通过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期达到政权长治久安的目的,然而符合执政要求和儒家道德规范的贤能之官毕竟是极少数,仅靠极少的清官廉吏无法改变封建统治人亡政息的现实,更无法改变“人治”这种封建专制制度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 “清官”文化折射出的是百姓无奈中的期盼,把政治清明寄托在清官个人身上,是社会的悲哀、制度的悲哀.尽管如此, “公廉”官箴作为百姓对执政者的美好期望,因其倡导的普世价值和具有的道德魅力,如同一支火烛,在专制社会的漫漫长夜里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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