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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歌曲《六尺巷》在2016年春节晚会上被演唱,安徽桐城六尺巷的故事广为人知,故事的主人公张英及其家人,更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赞.现在的“六尺巷”是2002年才恢复的,而有关“六尺巷”的传说则流传很久了.最早记录桐城“六尺巷”传说的是近代姚永朴的《旧闻随笔》一书,其卷四载：
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和吴氏邻,吴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吴闻之感服,亦让三尺.其地至今名为六尺巷.
姚永朴（1861-1939）是桐城人,其说既然是“旧闻”,想是根据当地的传说而载笔的.此后成书于民国25年（1936年）的《桐城志略》也采取了他的说法.于是,这两处的文字记载,便成了后人恢复桐城六尺巷的主要依据.
其实,早在桐城张英（1637-1708）之前,有关“六尺巷”的传说就已经有了.如清初武英殿大学士傅以渐（1609-1665）,便在他的故里聊城老北门里留有类似的故事,也是说傅以渐收到了家书,诉和邻居因打墙事发生了冲突,后傅以渐通过一首诗遂化解了矛盾.郭立河《“仁义胡同”》（《聊城报》1986年6月7日）记载此事说：
傅以渐看完来信,不禁捧腹大笑.他当即写诗一首,寄给父母.诗曰：“来信只为一堵墙,让他三尺有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等这样,两家中间便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通道,后人称为“仁义胡同”.
这里的“仁义胡同”实际就是六尺巷,因为它也是“一条六尺宽的通道”.据报道,这一“仁义胡同”近年来在聊城市东昌府区东关大街的傅斯年陈列馆旁已恢复.再如清代钱德苍序刊的《解人颐》一书,其中的《达观集》载：
有一显宦在京致书邻翁,欲其让墙址,以图方圆.翁作诗一首答日：“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解人颐》一书虽刊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实成书于明嘉靖间.不过,故事中作诗礼让的主人公并非“显宦”,而是“邻翁”,这一点和后来的故事有所不同.又,明嘉靖年间还有一位郭朴,也有这样的故事.据原天民《学会幽默好处多》一文（《保健和生活》2001年第5期）披露：
明朝嘉靖年间,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郭朴家和邻居王三成因建房占地发生争执,郭夫人怒气冲冲地派人到京城给阁老送信,要他出面说话.仆人快马加鞭带回书信一封：“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等于是出现一条六尺宽的“仁义巷”.至今安阳市老城区内仍有保存完好的“仁义巷”,千古传为美谈.
此虽系后人记载,但因“安阳市老城区内仍有保存完好的‘仁义巷’”,且出现了“邻居王三成”的名字,想来也应是有其传说依据的.明清时期这类的故事还有很多,但大都停留在民间口头传说的层面,很少有见诸时人文字记载的.近读明人黄玮的《篷窗类记》,不意在卷二的《厚德记》中竟发现了这样的一段：
尚书杨公仲举,有厚德等荐为景皇帝潜邸官僚.居京师,乘驴,邻翁老得子,驴鸣辄惊,公闻,卖驴徒步.久雨水溢,邻穴垣潴水公家,家人欲和竞,公日：“天不恒雨,晴当自凅.”邻葺颓垣,复侵公地,公亦不较,作诗日：“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过来些也不妨.”
杨仲举事发生于明景泰间,这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明代此类故事的最早记载.故事虽未明言所让几尺,诗也仅有两句,且和后来传说的诗句不同,但实为后世礼让地基事之滥觞.
倘再上溯,则明代以前,这类礼让、容忍、包容之类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也时见记载.如《旧唐书·孝友传》所记张公艺事：
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等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过郓州,亲幸其宅,问其义由.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为之流涕,赐以缣帛.
这是讲家族成员内部的忍讓,亦即后世张姓“百忍堂”堂号之由来.桐城张氏的“礼让”精神,实和此一脉相承,只不过后人又将此种精神发扬光大,并施于邻里之间了.再如《后汉书·孔融列传》李贤注引《融家传》所记“孔融让梨”事：
（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岁时,每和诸兄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此即《三字经》中“融四岁,能让梨”之出处.由此亦可见,中国人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了,礼让精神必须从小时候起开始培养.又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记蔺相如让廉颇事：
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和廉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等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相如门谢罪,日：“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卒相和欢,为刎颈之交.
这也是一种“让”,只不过是同事之间“先国之急而后私仇”之退让.今邯郸市仍保存有“回车巷”,据传就是蔺相如“引车避匿”之巷也.
礼让作为一种美德,又称谦让、敬让,无论在家庭内部还是邻里、同事、社会成员之间,自古以来就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推重和称赞.早在《周易》的《谦》卦中,就有“谦谦,君子”的爻辞（《谦·初六》）,意思是说,人只有谦让了再谦让,才是君子风度.并认为“鸣谦”（明智的谦让）、“劳谦”（勤劳而谦让）者最终都会吉利.孔子的为人是“温良恭俭让”,所以他对子路的“其言不让”才会“哂之”（《论语·先进》）.《礼记·曲礼上》亦云：“君子恭敬撙节,退让而明礼.”又云：“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而所谓“恭敬撙节”和“自卑而尊人”,也就是礼让他人之义.这种礼让,表面看来是降低了自我,甚至失去了一些物质利益,而实际上却维护了家庭、社会的和谐和团结,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及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同每一种文化都需要有自己的载体一样,礼让精神之所以能传之永久,也和历代都出现过一批践行礼让精神的人物有关.历代的礼让故事,包括明清时期的“六尺巷”故事,连同故事中的主人公,实际上已成为中国传统美德——礼让和包容精神的载体了.当然,要充当这样的载体,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传统文化的服膺,二是对自身操守的把持.倘能具备这样的条件,而又能遇上相关的“机遇”,则“六尺巷”之类的故事便会应运而生.这也就是在中国大地上,“六尺巷”之类的故事不止一处的原因了.
至于这类故事中所出现诗句的大同小异,则并不排除承袭和借鉴的因素.从目前所见到的记载来看,除刊行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解人颐》外,其余多是出于后人（尤其是当代人）的追记（包括姚永朴的《旧闻随笔》）.窃以为,“六尺巷”或“仁义胡同”的故事传说虽所在多有,但所引之诗则极可能是袭用前人而又相互假借的,有些更可能是后人根据故事情节而攀附的.至其原始出处,从目前来看,当以《解人颐》一书最有可能.《解人颐》以解颐为宗旨,集诗文、词赋、俚语、俗谚于一书,据书前钱德苍在序中的推测,此书明代就已在坊间流行,而钱氏重订本即是根据坊间流传本经“增删替补”而刊行的.故郭朴也好,傅以渐和张英也好,其所引诗,或为当事人直接袭用《解人颐》,或为后人在叙说和记述故事时之所附丽.至于张英之后,如诸城刘统勋、兴化郑板桥及道县何绍基等人的“六尺巷”故事,虽其事未必虚构,然其所引诗句,如不是直接源自《解人颐》,则又不排除来自桐城故事的启示.
最后,还可提及的是,除“六尺巷”所承载的“礼让”品德外,在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以故事和建筑为载体的文化精神.如以诗、礼传家的孔子后人的“诗礼堂”,以廉洁不贪为标榜的杨震后人的“四知堂”,以及以清正爱民著称的刘统勋家族的“清爱堂”等,都传承了其先祖的某种文化精神,它们和众多的“六尺巷”一起,共同彰显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可贵精神.
六尺巷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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